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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告别

正文:

深夜,听到隔壁房间有动静,那是我母亲,夜里醒了胃不舒服在呻吟。因为贲门肿瘤,切除了部分胃,她只能垫高上半身睡觉,胃也经常不舒服,夜里总睡不好。肿瘤发生了肺转移,我所在的城市有更好的放疗设备,所以虽然家人有点犹豫,我还是决定把她接过来搏一把。我去看母亲,她冲我摆摆手,说自己能处理,一生坚韧的她依然习惯隐藏脆弱和痛苦。的确,守在病床边我什么也做不了,感觉越来越无力和揪心。这时,入睡一个多小时的女儿忽然惊醒,大哭大闹起来。我只好去安抚她,她闭着眼睛在我怀里挣扎。我知道她明天什么也不会记得,这叫夜惊,儿童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好,白天有情绪刺激晚上就会反映出来。孩子六七岁时我把她从老家接回来,她曾经闹过一段夜惊,后来慢慢好了,现在又开始了,像是要把白天压抑的不安一股脑发泄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生病到去世的两年时间,疾病,就像一层阴云笼罩在家庭之上。至亲的病痛和离去,成年人要面对痛苦、面对失去,面对恐惧,孩子也同样如此。

女儿是姥姥带大的,从出生到六岁基本上朝夕相伴。在生活最拮据、工作最忙的时候,我还曾经把孩子放在老家,让姥姥姥爷照看了一整年。

孩子小学入学时我下定决心辞职,把孩子接回身边,让母亲能放下担子好好享受退休生活。没想到三个月后她就查出了肿瘤,那时候情况还不严重,她还能笑着说:“你看我就是闲不住,一闲下来就生病。”母亲在老家动的手术,我带孩子一起回去,和家人轮流做术后护理,孩子没人管,主要是自己学习自己玩。

有一天在医院,姥爷打电话给我:“孩子整个脖子和脸都肿了一圈。”等我赶回家,孩子傻呵呵地跟我说:“妈妈,你看我胖了。”我带她去附近医院看了大夫,原来是湿疹爆发引起的红肿。这轮湿疹折腾了一个多星期,等母亲出院她还没好。当时没有精力多想,后来儿科大夫跟我说,湿疹和情绪有关,过敏体质的人,情绪压抑可能也会引起湿疹爆发。所以说,当时孩子还是有压力的。

母亲手术后状况还算平稳,生活也能自理。我带孩子回家,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每周都和姥姥姥爷视频通话。不过慢慢的,我发现孩子不是很愿意和姥姥通电话,视频也有点敷衍,我提起姥姥的话题,她也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几次之后,我会有点怨言:“姥姥照顾了你六年,你就是报恩也该多通话,哄姥姥开心。她跟我说实话:”我知道姥姥生了很严重的病,我不愿意去想让我不高兴的事。“那一刻我不禁觉得,小孩真是一种天性趋利避害的生物啊。可逃避不也是人之常情吗?成人都不愿面对,孩子又能如何承受呢?

据说一位瑞士心理学家在一本名叫《死亡与濒死》的书中提出,人们面对亲近的人死亡或即将死亡的消息时,典型心理反应模式会分五个阶段。从否认到愤怒,从纠结到抑郁,再到最终接受。我想我和孩子那时候都处于第一阶段。我骗自己疾病已经被治愈,她则直接拒绝面对这件事情本身。

那段时间每次回老家,孩子见到姥姥还是会欢蹦乱跳,各种撒娇邀宠,逗得老人开心。但夜深人静时,她也会叨念:”姥姥会不会死?妈妈会不会死?“然后忽然痛哭:”妈妈不能死,那样我就再也看不到妈妈了,宁愿自己死了,也不让妈妈死。“在我轮番保证不会死后,孩子还是无法平静。我万般无奈只好剪掉自己的一缕头发,让她收好:”妈妈如果真死了,就用头发克隆一个妈妈。“她很怀疑克隆妈妈还记不记得她,我只好拿动画片里的情节继续忽悠:”那时候科技发达,记忆可以复制到电脑里,再下载给克隆妈妈就行了。“她终于放心安然睡去。我觉得那时候,她还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什么,所有的担心焦虑都是害怕分离。

命运作弄,一年后母亲胃部肿瘤转移到了肺。家里的医院建议姑息治疗,我却不愿意放弃,谁要平静地走入那个良夜?我带母亲来我这进行了三个月的治疗。放疗的剂量控制得很好,指向也很精准,治疗副作用并不大。母亲性格坚毅,治疗间隙在家依然坚持自己买菜,给孩子做她最喜欢的糖醋排骨和酱猪蹄。老人看不惯孩子挑食剩饭,女儿就乖乖地被姥姥盯着吃饭,努力大口大口吃。病中母亲异常消瘦,她会说自己瘦成一副骨头,出门都会吓着孩子。这时候女儿就会跑去蹭蹭姥姥,甚至试图坐她膝上,不过姥姥已经承受不了她的体重了,只能亲昵地搂一搂。

孩子就是从那时候起,又开始夜惊。因为消化功能衰弱和肿瘤的侵蚀,母亲的身体持续变差,有时候胃太难受,就一边打嗝一边呻吟。孩子在另一个房间一声不吭地做作业,但心是悬着的。亲人骤然离世和被病痛长期折磨,给人的感受很不一样,前者像是心上被捅一刀,后者就是钝刀割肉,眼看生命逐步凋零,痛着,无力着。孩子毕竟隔了一层,我也经常想方设法活跃家庭气氛,所以白天还好,但到了夜里,孩子的不安依然会爆发出来,变成夜惊。

三个月治疗后,母亲肺部的肿瘤的体积缩小了一半,我们都很开心。我带着她和孩子一起回了老家过春节,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团圆年。三个月后,我接到姐姐的消息,母亲情况不好,送到医院,大夫说已经出现了晚期肿瘤病人的恶液质。我带着孩子赶紧回老家,最后照顾了母亲两周。那时候她神志已经不太清醒,不过看到小孙女出现的时候,眼睛里亮起了光。那可能是她眼里最后的光,之后直到到最后离开她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

母亲死于代谢功能衰弱引起的极度营养不良和肺部感染,我觉得她活着的每一刻都没有想到过放弃,也没想过告别。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来了很多人,女儿跟着我一起看了姥姥最后一眼。她大哭了起来,后来有一位姨奶奶专门表扬她表现好,但她却在灵车上小声说”妈妈,我不是难过哭的,我是吓哭的“。八岁的她,第一次直面死亡,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都没学会告别,也没学会跟死亡打招呼。

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有创伤,是因为朋友提醒,我一直穿粉粉嫩嫩的衣服,仿佛想回到幼时寻找母亲的爱。我的确想念她,经常梦见她。夜深人静时候,我会忍不住复盘。如果更早一点陪她去一个更好的医院做胃镜,能不能在早期就发现癌细胞。如果让她来我在的城市做手术和术后放疗,疗效会不会更好。如果发现转移后,干脆保守治疗,她最后一程会不会走得更好一些。

不光是思念,也有恐惧。穿得粉嫩也许是在通过外表的年轻化拒绝衰老和死亡。在母亲去世后的一年中,我胖了七八斤,这和岁数有关,但更多是我忘不掉母亲离世时骨瘦如柴的样子,潜意识里觉得胖一点就离死亡远一点。

第二年春节我又带着女儿回了老家,孩子一直不太愿意进姥姥和姥爷的房间,可能是因为那里有姥姥的牌位。她还是不太能接受死亡让一个亲人消失不见。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一条隧道通往姥姥的房间,姥姥在隧道的那边招手,她没有过去。我做了一个相反的梦,母亲往一条隧道的那一边走,我怎么也追不上她。我感觉到了两个梦的死亡意向,孩子拒绝死亡,我想挽留生命而不得。

2020年的春节,在思考死亡这个问题的一定不止我们两人。新冠病毒突如其来,有人死去,有人和病毒抢夺生命,有人成功,有人失败。而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将被永远铭记。群体同仇敌忾的悲壮感,也许能消弭个体的恐惧,当恐惧的人不再孤独,似乎就能够彼此支持着走出来。

居家的日子,我下载了朋友推荐的电影《寻梦环游记》,告诉孩子,如果你想留住谁,就永远不要忘记她。相应的,只要这世上有人记得你,你就永远能以另外的形式活着。

疫情期间虽然不能走太远,我们还是经常户外活动。在小区里,小朋友招猫逗狗,看花养蚕。我陪着她一起投入地玩,也感受到了久违的乐趣。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从之前的情绪中慢慢走了出来。与其感叹失去,畏惧死亡,不如好好享受现在拥有的东西,比如蓝天白云,比如旭日春花。世界如此美好,焦虑没完没了,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小朋友会跟我历数小区里白猫的谱系,小白生了雪球,雪球生了小异瞳和小黑,雪球还生了黄球和双色球。我问怎么没看到小异瞳呢,她很平静地说”它去喵星了“。四季有枯荣,生命也是如此。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疫情缓解了。清明,我们一起去给母亲上坟。母亲的祭日就在清明前。一年一祭免了我们一次奔波。父亲烧了写给妻子的祭文,我和母亲聊了一下最近的生活,调侃如果她还在肯定要因为疫情来回折腾、各种囤积。小朋友向姥姥汇报了学习成绩,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去附近的油菜花田里捉虫子去了。临走前,她跑了回来,说:”姥姥再见,明年春天我们再来看你。“

2023-11-06 18: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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