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有着绝对的权威，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还在世，但他已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可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
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他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挤着七口人的面积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
第四天，老师在教学课上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的课文，但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和同学们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是存心要丢班级荣誉，而是读不出来。其实我心里比我的老师和同学还焦急。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口吃的毛病，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但此后，我变成了一个慢言慢语的人。因此，有人说我很成熟，有人说我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而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的那一记耳光和我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母亲属羊，性格也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
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着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是高于其他许多母亲的。
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喝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爱。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后，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这都是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我撑得很难受，但我心里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意义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变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仿佛也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后不久，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后不久，母亲病了。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
我尽心尽力地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父亲三年没探家，是打算积攒一笔钱。他虽然身在异地，但仍然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
父亲在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不忘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开销。母亲彻底违背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他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每封信上我都叮嘱你要省吃俭用，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作响。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了。许久，父亲长叹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我心中突然对父亲产生了一丝怜悯。第二天，父亲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父亲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新当农民。父亲的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也给我们带来希望。
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无限向往。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
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父亲做出决定，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回山东！”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希望的破灭；对父亲，则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
老家，本没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掺面馒头，在故乡人眼中，竟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那种饥饿的氛围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三百多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都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子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三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的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叹息不止。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正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肉深情的缓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之后的七年里，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与否，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因此我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难以预料，请求父亲汇给我两百元钱。我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表达得很清楚，父亲明白我为何需要这么多钱。可信一被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狠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两百元整，电汇。汇款单的附言栏内，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两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我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我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竟被我捏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年幼，虽然长大后忘了许多事，这些话却始终铭记在心。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人格那么卑下，动机那么可耻。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丝光彩，被儿子抹去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摊脏水。而这摊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二杠——负荷最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如愿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地保留在我记忆中……
2023-11-06 18: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