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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父爱

正文: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有着绝对的权威,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还在世,但他已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可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

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他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挤着七口人的面积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

第四天,老师在教学课上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的课文,但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和同学们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是存心要丢班级荣誉,而是读不出来。其实我心里比我的老师和同学还焦急。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口吃的毛病,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但此后,我变成了一个慢言慢语的人。因此,有人说我很成熟,有人说我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而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的那一记耳光和我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母亲属羊,性格也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

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着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是高于其他许多母亲的。

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喝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爱。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后,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这都是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我撑得很难受,但我心里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意义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变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仿佛也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后不久,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后不久,母亲病了。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

我尽心尽力地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父亲三年没探家,是打算积攒一笔钱。他虽然身在异地,但仍然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

父亲在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不忘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开销。母亲彻底违背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他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每封信上我都叮嘱你要省吃俭用,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作响。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了。许久,父亲长叹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我心中突然对父亲产生了一丝怜悯。第二天,父亲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父亲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新当农民。父亲的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也给我们带来希望。

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无限向往。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

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父亲做出决定,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回山东!”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希望的破灭;对父亲,则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

老家,本没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掺面馒头,在故乡人眼中,竟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那种饥饿的氛围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三百多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都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子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三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的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叹息不止。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正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肉深情的缓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之后的七年里,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与否,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因此我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难以预料,请求父亲汇给我两百元钱。我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表达得很清楚,父亲明白我为何需要这么多钱。可信一被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狠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两百元整,电汇。汇款单的附言栏内,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两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我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我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竟被我捏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年幼,虽然长大后忘了许多事,这些话却始终铭记在心。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人格那么卑下,动机那么可耻。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丝光彩,被儿子抹去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摊脏水。而这摊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二杠——负荷最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如愿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地保留在我记忆中……

2023-11-06 18: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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