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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恨,其实就是那么爱

正文:

产房犹如子宫,温暖、动荡。虽然想象了很多困难,可等到临盆时,她才明白什么是生死悬于一线。

疼痛开始如同摇摆的线,接下来像织帛——不是织布,那种帛那样光滑——然后如同裂帛,华丽的声音让她大脑一片空白,可她分明听见自己喊了一声妈,接着就像一种彻底交代,一声啼哭缝合了刚刚破裂的世界……“妈!”二十年来,她第一次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而在此之前,她恨那个她叫妈的女人,正是这个女人在电话里嘱咐她选择剖宫产,说顺产受罪。她想,不就是生个孩子吗?她偏不按母亲说的来。

奇怪的是,就在女儿呱呱坠地之前,那么坚硬的恨突然柔软起来,在女儿第一声啼哭响起时,她忽然泪流满面,她也成了妈。就在那一刻,她知道,原来自己和母亲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远离过。

她拨电话,接通时大喊一声:“妈!”电话那头分明有些迟疑,片刻,那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二姑娘?”她说:“你当外婆了,十分钟之前,我生了个女儿。”母亲忽然哭了起来,哭声越来越大,说:“二姑娘当妈了,当妈了……”突然涌上来的亲情冲撞着喉咙,让她说不出话来,母亲一个劲儿地哭,于是,她默默挂了电话。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遥远的母亲,在秦岭之南。此时,她在乌鲁木齐。

她突然想起来,此时这里还是傍晚,老家已经夜深了,隔了两个时区呢。她想,这一夜母亲也会不眠……

那年春天父亲去世之后,生活眼看着变得捉襟见肘,母亲咬着牙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让你们念书。”

话虽这样说,可日子总得一天天过。

远在新疆的伯父写信来,说别的忙也帮不上,但可以帮着养个丫头,这就意味着她们姐妹仨之中有一个得离开。母亲立刻同意了。那年姐姐十岁,她八岁,妹妹六岁,排起来像个等差数列,家里还有多病的爷爷奶奶。重担原来还有父亲扛着,现在全落在母亲肩上。

伯父的那封信在家里起了作用,她们姐妹仨忽然都格外勤快起来,一个比一个乖巧。从小,她就是个敏感的女孩儿,她想自己被送走的概率只有三分之一。可她没有想到,那年暑假伯父回来后,她成了要被带走的人选。她大哭,她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是因为她压根儿不想去城里,她要留在母亲身边……姐姐悄悄问母亲能不能代替她去,母亲坚决说不,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她哭哑了嗓子,恳求母亲,当然没有任何效果。她开始恨母亲,她想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可跟着伯父走的那天,她哭得死去活来。

从陕南坐汽车到西安,再从西安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坐了整整三天,她的眼泪就没停过。她一直在想:以后要是回家,怎么找得到路啊?

她一直记得走出乌鲁木齐车站时,她抬头看了一眼天,阳光那么强,她打了一个大大的饱嗝……

在乌鲁木齐待了一个冬天之后,她接受了现实,偷着跑回家是不可能的,虽然老家的地址她烂熟于心。

于是,她安心地待在伯父家,一旦情绪稳定下来,她就是一个好姑娘。老家的山水人物慢慢隐去,隐在心里,她恨,恨母亲狠心遗弃了她。

伯父隔一段时间会写一封信寄回老家,常常是姐姐回信,内容基本一样,只说家里都好。有一回,伯父要她给家里写信,她试着写“我挺好的”,写完之后,她撕了,她不想让母亲看到她写的字。

十三岁那年暑假,伯父带着她回了一趟老家。那么想回家,回到家她却摆出一副冰冷的样子。因为她看见家里多了一个男人,母亲让她管那人叫爸。她咬着牙,不肯说一个字。

她喝不惯家里的水,因为开水瓶里闪着油花。于是,母亲把锅和开水瓶洗了又洗。她想一个人睡,要干净的床单,于是母亲给她腾了一张床。

她的心是滚烫的,却包着坚硬的壳子。离开那天,她是蹦蹦跳跳走的,从回家到离开,她没有叫过一声妈。

只是,她默默地把平时省下来的零用钱放在母亲的枕头下,把那双新袜子放在妹妹的枕头下,把那支心爱的钢笔放在姐姐的抽屉里。

后来姐姐给她写信说,母亲哭了一场,重复着一句话:“等二姑娘长大了就会晓得的……”后来,她上高中那年又回去一次。那一次,她安静了许多,母亲头上已经夹杂了白发,她也想喊一声妈,可嘴巴像生锈了一样。不过那一次她肯叫继父一声叔叔。那年姐姐考上了师范学校,母亲高兴坏了,因为家里终于有一个“公家人”了。

后来,老家有人来天山淘金,母亲请那人带了几块腊肉过来,捎话让她考上大学后回去一趟……她回去了。母亲把整整一万块钱交给她,却不肯多说什么,只说:“给你准备的学费。”

再后来,家里装了电话,日子越来越好了,只是母亲越来越老了。母亲实现了她的目标,她的三个女儿都成了“公家人”。

她问母亲:“为什么当初不要我了?”母亲说:“等你当了妈,你就晓得了。”

这些年她想了很多办法来理解母亲,可好像都没用。她还是恨,恨母亲强硬地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向……就在此时,她当了妈,她很想念母亲,但怎么想,也不具体。

第二天傍晚,母亲出现在病房门口那一刻,她以为自己在做梦。跟在母亲后面的还有姐姐和妹妹。她一下子蒙了,只一个劲儿地哭。母亲伸着粗糙的手抹她的眼泪,直说:“坐月子,不敢哭啊……”原来母亲昨天夜里就出发了,让住在县城的姐姐和妹妹找车回来拉她,清晨就直奔西安,母亲实在忍不住,第一回大方地说:“咱们飞过去。”她迫不及待地问母亲:“当年你为什么不要我了?”母亲安静地说:“没能生个儿子,我在老家常受白眼。你爸劝我,只要三个姑娘好好念书都成器,也是一样的。他死了,这事我得办。让你跟着伯伯走,是因为你抓周时,一把抓了围裙,你姐抓的是毛笔,你妹抓的是算盘,别人说这是命中注定的。我心里打起了小九九,这老大老小抓的都是‘公家人’弄的事情,只有你抓个围裙,这不是锅前灶后的事情嘛。我就想,让你到城里去,城里台子高啊,说不定也会成器。”她眼里含着泪问:“就因为这个?”

母亲说:“还有一件事咧。有一回下雨,我让你们在道场的地上画以后弄啥,你姐画了带十字的药箱,你妹画了一台电视机,你画了一把伞。那时咱家墙上贴了一张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手里就拿着一把伞嘛。我又在心里打起小九九,莫不是你要成大人物?既然这样,那就让你到城里去,城里台子高嘛……”她隐隐记得,她画那把雨伞,是因为她不喜欢家里的破草帽,可是家里没钱买伞。

接下来的两天,母亲一直陪着她,总有话说,总说不完。她忽然明白,那么恨,其实就是那么爱。

第三天,回到自己家,她给母亲接好泡澡水,然后掩上浴室门。她听见母亲轻轻叫了一声,她打开门,母亲忽然羞涩地抱住双臂——曾经丰满的母亲,已经干瘪。

她说:“妈,怎么了?”母亲说:“我头一回用这么一大缸好水,舍不得。”她说:“那就住在这里,天天洗。”母亲说:“得回去,家里还有个老头子。”

她再一次落泪,母亲就像一棵水仙,努力地开,开出三朵花。她努力供给养分,等花开美了,剩下的才是自己,那么瘦弱干枯,甚至衰朽。

2023-11-06 18: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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