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父亲1955年出生，属羊，十六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和我小脚的奶奶，还有体弱多病的光棍儿大伯一起过活。家境艰难，父亲直到二十五六岁才娶了我的母亲。
据我外公讲，当时父亲家实在是太穷了，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个煤油提灯。他之所以看中了我父亲，是因为他家的成分好，而且父亲人也老实。
父亲家祖祖辈辈都是贫雇农，族里那一本厚厚的泛黄家谱里面，竟然没有出过一个秀才或者土财主之类的人物。那时这是无比荣耀的事。
只是没想到，后来等到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文革结束了，成分的好坏突然也变得无足轻重。
我出生于1982年，一家人自然很高兴，那时父亲都已经快三十岁了，觉得老天有眼，老张家有后，也可以告慰我临死前还要和鬼子拼命的爷爷了。
但我却是一个早产儿，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我曾经隐隐约约听村里的老太太们说，我刚出生时，瘦小得抱不住，只能托在手上。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孩子养不活的，不如趁早扔掉算了。父母他们当时可能也犹豫过，但好歹没有放弃我。
父亲抱着我（确切的说是捧着）去邻村的大夫家里去看，一次次地灌药，一次次地扎针。我总算顽强地活下来了，但治疗看病费钱，家里很快就欠下了一屁股的饥荒债。父亲思考再三，决定去卖血。
那时在村民看来，卖血这件事既神秘又可怕，整个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远房的大伯去卖过血。
大伯总是穿着干净的中山装，带着明晃晃的手表，但村里人都瞧不起他，觉得他的这身行头是拿命换来的。他在红白喜事上喝过水的杯子、用过的筷子，别人都是不沾的。
大家都说，大伯活不长，因为他卖了血，肯定会失去阳气。而且村里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可怕传说：抽过血的人不能淋雨，一淋雨就会像纸糊的假人一样散了架。而且抽了血的人，浑身的血都稀了，就像掺了水的酒一样，没了那股劲儿。村民们一向对酒里掺水这种事情深恶痛绝，连带着对那位大伯也没有好感。
但那位远房大伯不管别人的看法。他无妻无子，打着光棍儿，只管自己眼前过得快活就好。
父亲找到大伯，央求他带自己去卖血，他俩揣着村里开的介绍信，坐上了通往济南的汽车。
父亲后来告诉我，当时他跟着大伯去济南的路上，心里害怕极了，怕自己卖完血后失去了阳气，再也不能推动几百斤的独轮车。但在那时候，为了救自己的孩子，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抽血时，父亲第一次见到硕大的针管和麦秸秆粗的针头，在他的印象中，只有给牛打针的针管才这么粗。他当时晕了针，满脸惨白，但好歹抽完了血，拿到了80多块钱。
回家后，父亲仍然蜡黄着脸。他暗暗咬牙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去卖血了。
二、
但这个誓言只维持了几年时间。大概七八年后，父亲又开始了自己的卖血生涯。
1987年，我妹妹出生了。光靠着家里那几亩薄田，即使是像绣花一样细致耕种，也打不了多少粮食。那时各家还得交公粮和提留，一年到头剩不下几个钱，再有个病呀灾的，日子就更加清苦了。
父亲便又动了卖血的心思。那时，村里人们的思想也开通了许多，村民们再也不会认为抽血就会让人失去阳气，更不会认为人抽完血淋雨就会散架。
而先前那个人人鄙夷的大伯，摇身一变，成了威风八面的血头儿，还娶上了媳妇，盖起了大瓦房。
父亲终于也加入了村子日渐庞大的卖血队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候，每个卖血的人都会发给一个红本子，大小、颜色类似于现在的教师资格证，上面印着几个字：“无偿献血高尚，有偿献血光荣！”光荣和高尚的差别，就是那百十来块钱。
医院规定，每个人只能三个月献一次血，但急切需钱的人不会管那么多，他们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当时，省城有两家医院收血，村民们把它们简称上院、下院（听着像某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每个医院都建有档案，发有红本。这样，每个人就可以一个半月来抽一次血了。
就这样，有些人还嫌不够，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做了一个大胆而疯狂的尝试：上午在上院用左胳膊抽完，下午去到下院换右胳膊再抽。
由于血量达不到，无法通过医院的检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小偏方，那就是猛吃咸菜。我父亲每次到省城，都会在包袱里放上陈年齁咸的大芥菜疙瘩。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省城待两天，上院抽完再去下院。
在回家的长途车上，疲惫不堪的乡亲们总会笑着聊天：去的上院下院？有没有使用偏方？
父亲后来说，他前两次都是去了上院再去下院，一共抽800毫升，而且都没有用偏方，可是后来就需要用偏方了。
那时我已经记事了，我记得很清楚，上院抽完血会给四条巧克力当营养品，上海产的，好像是金丝猴牌的；下院会给两条面包，那种面包软软的甜甜的，像是棉絮一样。我会根据父亲拿回家的东西来判断他抽了几回血，是在上院还是下院。
村民们都忌讳“卖”这个字，他们觉得，虽然用血换了钱，但也是为了生存救命，在阎王爷那里的功劳簿上能添上一笔，下辈子就能够托生到一个好人家。
对这些说法，我将信将疑，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就姑且听之了。
由于父亲经常出没在上院和下院，和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都成了熟人。有时候，他刚把胳膊递过去，护士就会对他说，你又来了。父亲干笑几声，呵呵，献血光荣。他没有说高尚，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这两个字。
终于有一位医生忍不住了，可能是出于同情或者愤怒，在父亲又去献血时，他反复查看着父亲胳膊上的针眼儿，左胳膊看完又换右胳膊。
父亲隐隐有些不安和疑惑，以前都是递过哪个胳膊就是哪个，怎么现在都要查看了？但他还是听话把胳膊伸了过去。大夫看出来，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针眼，而且有一个还是新鲜刚扎的。
毛玻璃窗里，带着瓶底儿厚眼镜的医生愤怒了，他大吼：“你不要命了！”说着把父亲的身份证拿过去，用剪刀在上面剪了一个小口，扔还给父亲。
从此以后，父亲就再也不能在这家医院卖血了，他被列入了黑名单，辨认的依据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小口。
三、
父亲不再去省城了，倒不是因为他被感化触动，就此放弃卖血了，而是因为镇上和省城的医院合作，在镇上的卫生院里设了一个采血点，采完血后再运往省城医院。对父亲来说，这样反而更加方便，也不用担心自己上省城医院黑名单的事情了。虽然在镇上卫生院卖血，挣的钱少一点儿，但省去了长途劳顿，也算不错。
父亲很快又和镇上的医生们熟络起来，毕竟镇上卫生院里也没几个人。
有一次，父亲让我放学后在家里剥花生，我和母亲剥到深夜，剥了十几斤花生米，他第二天就拿去给镇上的医生送礼，好通融让他多去几次。他顺利地和一个姓康的医生挂上了钩，再也不用查看针眼儿是否超标了。
就当父亲为自己的计策窃喜不已的时候，那一年，也就是1996年，国家取消了有偿献血。父亲和乡亲们突然都失业了。后来父亲四处打工，干了很多种工作，但也被拖欠了很多工钱。
有天，他恍然大悟似的，对我说：“还是国家的单位靠谱儿，我卖了那么多回血，也没有拖欠我一分钱。那帮黑心的小老板，总是拖欠我的工钱，你以后要跟着国家干！”
我点点头。那时候我快初中毕业了，没有预料到，一年多后，我也会和父亲一样，背上铺盖四处漂泊，没有定数地干各种活。
后来，我和父亲在同一座城市里打工，有时聚在一起喝上几杯散装白酒，我们都感觉到很甜蜜。也许生活就是如此吧。不停地劳作，没病没灾，偶尔割半斤猪头肉，喝上几杯散酒，就是一种幸福。
父亲那张被剪掉一个小口的身份证用了很多年，直到第二代身份证全面更新时才换掉。
2023-11-06 18: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