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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亲的卖血生涯

正文:

一、

父亲1955年出生,属羊,十六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和我小脚的奶奶,还有体弱多病的光棍儿大伯一起过活。家境艰难,父亲直到二十五六岁才娶了我的母亲。

据我外公讲,当时父亲家实在是太穷了,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个煤油提灯。他之所以看中了我父亲,是因为他家的成分好,而且父亲人也老实。

父亲家祖祖辈辈都是贫雇农,族里那一本厚厚的泛黄家谱里面,竟然没有出过一个秀才或者土财主之类的人物。那时这是无比荣耀的事。

只是没想到,后来等到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文革结束了,成分的好坏突然也变得无足轻重。

我出生于1982年,一家人自然很高兴,那时父亲都已经快三十岁了,觉得老天有眼,老张家有后,也可以告慰我临死前还要和鬼子拼命的爷爷了。

但我却是一个早产儿,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我曾经隐隐约约听村里的老太太们说,我刚出生时,瘦小得抱不住,只能托在手上。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孩子养不活的,不如趁早扔掉算了。父母他们当时可能也犹豫过,但好歹没有放弃我。

父亲抱着我(确切的说是捧着)去邻村的大夫家里去看,一次次地灌药,一次次地扎针。我总算顽强地活下来了,但治疗看病费钱,家里很快就欠下了一屁股的饥荒债。父亲思考再三,决定去卖血。

那时在村民看来,卖血这件事既神秘又可怕,整个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远房的大伯去卖过血。

大伯总是穿着干净的中山装,带着明晃晃的手表,但村里人都瞧不起他,觉得他的这身行头是拿命换来的。他在红白喜事上喝过水的杯子、用过的筷子,别人都是不沾的。

大家都说,大伯活不长,因为他卖了血,肯定会失去阳气。而且村里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可怕传说:抽过血的人不能淋雨,一淋雨就会像纸糊的假人一样散了架。而且抽了血的人,浑身的血都稀了,就像掺了水的酒一样,没了那股劲儿。村民们一向对酒里掺水这种事情深恶痛绝,连带着对那位大伯也没有好感。

但那位远房大伯不管别人的看法。他无妻无子,打着光棍儿,只管自己眼前过得快活就好。

父亲找到大伯,央求他带自己去卖血,他俩揣着村里开的介绍信,坐上了通往济南的汽车。

父亲后来告诉我,当时他跟着大伯去济南的路上,心里害怕极了,怕自己卖完血后失去了阳气,再也不能推动几百斤的独轮车。但在那时候,为了救自己的孩子,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抽血时,父亲第一次见到硕大的针管和麦秸秆粗的针头,在他的印象中,只有给牛打针的针管才这么粗。他当时晕了针,满脸惨白,但好歹抽完了血,拿到了80多块钱。

回家后,父亲仍然蜡黄着脸。他暗暗咬牙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去卖血了。

二、

但这个誓言只维持了几年时间。大概七八年后,父亲又开始了自己的卖血生涯。

1987年,我妹妹出生了。光靠着家里那几亩薄田,即使是像绣花一样细致耕种,也打不了多少粮食。那时各家还得交公粮和提留,一年到头剩不下几个钱,再有个病呀灾的,日子就更加清苦了。

父亲便又动了卖血的心思。那时,村里人们的思想也开通了许多,村民们再也不会认为抽血就会让人失去阳气,更不会认为人抽完血淋雨就会散架。

而先前那个人人鄙夷的大伯,摇身一变,成了威风八面的血头儿,还娶上了媳妇,盖起了大瓦房。

父亲终于也加入了村子日渐庞大的卖血队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候,每个卖血的人都会发给一个红本子,大小、颜色类似于现在的教师资格证,上面印着几个字:“无偿献血高尚,有偿献血光荣!”光荣和高尚的差别,就是那百十来块钱。

医院规定,每个人只能三个月献一次血,但急切需钱的人不会管那么多,他们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当时,省城有两家医院收血,村民们把它们简称上院、下院(听着像某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每个医院都建有档案,发有红本。这样,每个人就可以一个半月来抽一次血了。

就这样,有些人还嫌不够,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做了一个大胆而疯狂的尝试:上午在上院用左胳膊抽完,下午去到下院换右胳膊再抽。

由于血量达不到,无法通过医院的检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小偏方,那就是猛吃咸菜。我父亲每次到省城,都会在包袱里放上陈年齁咸的大芥菜疙瘩。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省城待两天,上院抽完再去下院。

在回家的长途车上,疲惫不堪的乡亲们总会笑着聊天:去的上院下院?有没有使用偏方?

父亲后来说,他前两次都是去了上院再去下院,一共抽800毫升,而且都没有用偏方,可是后来就需要用偏方了。

那时我已经记事了,我记得很清楚,上院抽完血会给四条巧克力当营养品,上海产的,好像是金丝猴牌的;下院会给两条面包,那种面包软软的甜甜的,像是棉絮一样。我会根据父亲拿回家的东西来判断他抽了几回血,是在上院还是下院。

村民们都忌讳“卖”这个字,他们觉得,虽然用血换了钱,但也是为了生存救命,在阎王爷那里的功劳簿上能添上一笔,下辈子就能够托生到一个好人家。

对这些说法,我将信将疑,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就姑且听之了。

由于父亲经常出没在上院和下院,和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都成了熟人。有时候,他刚把胳膊递过去,护士就会对他说,你又来了。父亲干笑几声,呵呵,献血光荣。他没有说高尚,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这两个字。

终于有一位医生忍不住了,可能是出于同情或者愤怒,在父亲又去献血时,他反复查看着父亲胳膊上的针眼儿,左胳膊看完又换右胳膊。

父亲隐隐有些不安和疑惑,以前都是递过哪个胳膊就是哪个,怎么现在都要查看了?但他还是听话把胳膊伸了过去。大夫看出来,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针眼,而且有一个还是新鲜刚扎的。

毛玻璃窗里,带着瓶底儿厚眼镜的医生愤怒了,他大吼:“你不要命了!”说着把父亲的身份证拿过去,用剪刀在上面剪了一个小口,扔还给父亲。

从此以后,父亲就再也不能在这家医院卖血了,他被列入了黑名单,辨认的依据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小口。

三、

父亲不再去省城了,倒不是因为他被感化触动,就此放弃卖血了,而是因为镇上和省城的医院合作,在镇上的卫生院里设了一个采血点,采完血后再运往省城医院。对父亲来说,这样反而更加方便,也不用担心自己上省城医院黑名单的事情了。虽然在镇上卫生院卖血,挣的钱少一点儿,但省去了长途劳顿,也算不错。

父亲很快又和镇上的医生们熟络起来,毕竟镇上卫生院里也没几个人。

有一次,父亲让我放学后在家里剥花生,我和母亲剥到深夜,剥了十几斤花生米,他第二天就拿去给镇上的医生送礼,好通融让他多去几次。他顺利地和一个姓康的医生挂上了钩,再也不用查看针眼儿是否超标了。

就当父亲为自己的计策窃喜不已的时候,那一年,也就是1996年,国家取消了有偿献血。父亲和乡亲们突然都失业了。后来父亲四处打工,干了很多种工作,但也被拖欠了很多工钱。

有天,他恍然大悟似的,对我说:“还是国家的单位靠谱儿,我卖了那么多回血,也没有拖欠我一分钱。那帮黑心的小老板,总是拖欠我的工钱,你以后要跟着国家干!”

我点点头。那时候我快初中毕业了,没有预料到,一年多后,我也会和父亲一样,背上铺盖四处漂泊,没有定数地干各种活。

后来,我和父亲在同一座城市里打工,有时聚在一起喝上几杯散装白酒,我们都感觉到很甜蜜。也许生活就是如此吧。不停地劳作,没病没灾,偶尔割半斤猪头肉,喝上几杯散酒,就是一种幸福。

父亲那张被剪掉一个小口的身份证用了很多年,直到第二代身份证全面更新时才换掉。

2023-11-06 18: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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