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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差一点就红了

正文:

隋朝只有短短的不到四十年历史,非要说诗坛的领袖,看来看去,居然只有昏君杨广。此人之昏暴,固然是让人震惊,但他的才情,又确实有些让人叹怜。唐代的魏徵读了杨广的诗,也不禁发出一声感叹:“亡国之主,多有才艺。”

举个例子。宋代大词人秦观有名句“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历来为人传诵。这一句事实上就是借用杨广的诗作《野望》: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

这样优美的句子,也难怪秦观会忍不住拈取而来,化用到自己的词里面。对于诗,杨广确实可谓钟情。早在他之前当晋王、坐镇扬州的时候,杨广就罗致了一批文人,相当于搞起来了一个诗歌俱乐部。就连后来的唐朝名臣、书法家虞世南当时也在其中。

登基之后,杨广身边文学人才更盛,一时之间,大隋朝诗歌俱乐部好不热闹。但这个俱乐部可是不好混的。杨广公布的俱乐部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许有人写得比我好!倘若谁的诗句一不小心写得太精彩,抢了杨广的风头,便可能大祸临头。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诗人薛道衡很有才华,是当年文坛大家庾信少有地给予好评的几个北朝诗人之一,写了一句很有名的“空梁落燕泥”,结果被杨广给杀了。据说杨广一边杀还一边变态地问:“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按说杨广的“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足够匹敌薛道衡的“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了,不知道何以非要杀人。

另一位诗人王胄则因为写了句“庭草无人随意绿”,后来也被杨广杀了,杀了还念叨:“’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当然,薛、王二人都是大臣,是政治人物,他们的死也都牵涉别的政治上的原因。写诗招嫉,大概只是加速了自己的死亡。

但若说杨广妒贤吧,他又是极度地自负,并不把他人放在眼下。

他“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曾得意扬扬地对下属说:“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你们以为我是会投胎才当上皇帝吗?错了!就算我和诸位比文采,我也该当皇帝!

必须承认,他的自负不是全无根据。杨广真是一个颇有才情的诗人,和后来的李世民形成了鲜明对比。来看一首《夏日临江》: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这并不是杨广最佳的作品。

但也恰恰因为这只是一首普通“习作”,我们才能从中看出一样东西来,就是作诗的基本功。这首诗,杨广完全不用典故,也不刻意搜求奇怪刁钻的景物,而是纯用朴素简单的语言和意象为诗,但并不显得辞藻贫乏,反而是生动可喜。

杨广写诗,是很提倡“气高致远”的。之前的宫体诗人们和他相比,都像是佝偻着写诗的,是俯着身写诗的,目光所见有限,尺幅逼仄,一味雕琢。而杨广更像是站着写诗的。

他悬着肘、提着笔,观察着景物,自由地挥洒,所以画面显得更深远开阔,笔法也更为舒展轻松,有一种“云散远山空”的恢宏。

在个别时候,当神奇的灵感涌来之时,杨广能够写出更佳的句子,比如一首《春江花月夜》:

蓑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这诗确实是一点都不油腻,而是晶莹剔透,让人不禁想到后来唐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让人想起更后来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推崇它的人说“即唐人能手,无以过之”,认为达到了唐代的一流水平。杨广确实是比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诗人都高了一筹。

杨广作诗,还并不是闭门造车。

他精力旺盛,极其爱好出游搞事,所以还留下了许多风格豪壮的塞外军旅诗作。他在位12年,只有五六年时间待在长安和洛阳,剩下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各地狂浪,所谓“二平江南,三下江都,三巡突厥,一讨浑庭,三驾辽泽”,到张掖,到辽东,到长城,到大海,这个肝火旺盛的中年人马不停蹄地巡游着他的帝国,足迹所至,每有吟咏。

北行到了榆林,他走进了突厥启民可汗的虏帐,在那里举杯酣饮,留下了诗篇。一句“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生动活画出了草原民族首领络绎朝拜的情景,写不尽自己的得意豪情。

西征来到渭源,面对险峻的地势和澎湃的渭水,他又写下“惊波鸣涧石,澄岸泻岩楼”,一路上的车马劳顿似乎完全不必提起,笔下只有他的风光奇绝的神州。

难怪杨广在文坛上睥睨自雄:从南朝至今,那么多边塞诗人里,哪一个走得比我远,体验比我深?就算走得够远的,又有谁自信心比我足,气魄有我高?朕作为诗人,是不是该大红大紫?

诚然,他差一点就红了,然而终究没有红。

他留下来四十多首诗,数量不能说少了,但要问哪一首适合当代表作,能代表他的成就和最高水平,能代表隋朝几十年间的诗坛水准?基本上一首都没有。

杨广的诗作里还最最缺一样东西——人情味。

这也是历代各种“帝王诗”里最缺的,气魄格局、雄言壮语都不难,乃至过剩,却唯独没有人情味。在杨广的诗里也一样,“人”要么是摆设道具,要么不值一提,看不见人的日常的情感。

诗,说到底是人心的艺术。那些最打动我们的诗篇往往都是关乎人心的,而不是漠视人心的。历代的帝王诗人之中,成就最高的一个是曹操,一个是李煜,他们最好的作品无不指向人心,只不过一个外发,一个内向而已。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慨叹的是人生短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说的是人的奋发与不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同情和悲悯。至于李煜更不用提了,“问君能有几多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字字句句都是人心上的血泪。

相比之下,杨广笔下的“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壮阔倒是壮阔了,但一笔掩盖和抹杀了的,是数十万人的悲惨死亡。

那可怜的“丁男百余万”,筑城时“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句而罢,死者十五六”,半数的人横死他乡,杨广看到了没有?关不关心?半点也没有,似乎都不值一提,反正他一个人豪迈了就够了。这种所谓的“壮阔”能有多少真正的文学价值?

所以为什么他的诗终究无法让我们灵魂共鸣,无法登上更高的殿堂,答案便在于此:第一,不完整;第二,没人味。

有趣的是,杨广志在当文坛领袖,但在整个隋朝,流传最广、影响后世最大,也最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是什么?很讽刺,恰恰是讨伐他老人家的檄文《为李密檄洛州文》,其中两句判词可谓深入人心: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

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如今一说起隋炀帝,都说不可“以人废文”,这固然是没错的,但是也不必反过来“以文美人”。一个古代帝王,拼命荼毒和迫害人民,“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徒然作得零星几句诗,那也没有什么好粉刷和美化的。在帝王的考核班里,混蛋就是混蛋,黑板报出得好,那也是混蛋。

2023-11-06 20: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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