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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入陕
“七七事变之后，紧接着，是八一三事变。南京情势，一天比一天紧急，存京的文物，不能不向后方疏散，以策安全。”从1937年11月20日开始，故宫文物分水陆两路向内地疏散，以免落入日军之手。水路是由两艘轮船载着9369 件文物从长江经重庆入川，陆路是搭乘三列火车，抢运出了7286 件文物，经过西安抵达陇海线的尽头宝鸡。
但疏散只有大方向，并没有确切的落脚点，“当时，只是以陕西为目的地而已，究竟存放在什么地方，只有到了陕西再说”。说是疏散，其实就是逃难，汇聚了中国文化精粹的故宫文物就这样开始了它长达八年的漂泊。
文物虽然通过火车跨越数省到了宝鸡，其间也只用了十天时间，但要安放它们却是个很大的问题。文物在宝鸡待了两个多月，他们很快就感到此地不安全，必须向更安全的地方迁移，于是在1939年2月22日开始再迁汉中。显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之前设想的南迁北路不是“看岷山”，而是很快就深入到了岷山中，要在一片大山中寻找藏身之地。
故宫文物南迁北线最艰难的时期才刚刚到来。
1937年12月到达宝鸡后，文物存放在宝鸡关帝庙和城隍庙。1938年4月11日运往汉中，存放在汉中文庙、褒城县宗营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张寨大庙。
从宝鸡到汉中，“没有火车，须用汽车载运，每车只能装二十多箱，需要三百多辆车次”。不仅如此，当时正是冬季，要翻秦岭，上山时有积雪，山路溜滑，非常危险。好在有西安行营的帮助，用了48 天时间把故宫文物运到了汉中。
“我们刚刚安定下来，行政院又来了命令，把所有文物运到成都储存。”是年5月，院长马衡与古物馆馆长徐鸿宝先期到成都落实储存之地，在得到四川省政府的帮助下，决定落点在蜀中千年古刹大慈寺。
1938年4月，马衡到成都拜会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那时他才刚上任一个多月，就接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求他派人保护故宫文物入川。4月30日，邓锡侯写信给当时的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邓汉祥，希望予以支持。
在落实了地点之后，故宫博物院又与四川公路局和新绥汽车公司（当时四川只有这两家汽车运输公司）签订了运输合约。当时从汉中到成都有近六百公里的路程，道路上常有险恶之处，损失难以避免，所以在这个合约中，新绥汽车公司坚持要对方支付回程空车的费用，而当时的情况是故宫博物院根本没有更多的选择，虽耗费沉重，但他们也只能无奈接受。不过他们也在想一些办法来弥补，既然运输公司不让步，那么还有其他解决办法没有呢？就在故宫的人先期探路到成都的途中，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知道西北一带缺少盐，如果能接洽四川盐务局运盐到汉中，岂不是一举两得？”
有了这个妙想，故宫博物院决定不妨一试。
文物入川
负责接洽联络的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他找到了当时的四川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缪秋杰当即表示愿意从自贡到成都一见。5月上旬的一天，马衡院长与缪秋杰在成都会面，再度谈起了这个想法，希望能够以运盐到陕来弥补一点运费。缪秋杰非常支持，爽快答应，实际上就在一年后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上海组织抢运过淮盐。马衡没有想到这个难题竟然瞬间就解决了，想起在路途中遭遇的种种艰难，不禁有些感慨。
故宫文物是从5月26日开始由四川公路局的5 辆车转运的，第一批到达成都已经是6月中旬，“这日期距文物全部运到汉中，只有一个半月”。
新绥汽车公司把桥盐起运济陕则是从6月18日开始的。第一批盐有540 担，分装14辆汽车，走了两天到达广元，还算顺利。当继续在川陕公路上行驶时，就遇到明月峡一段塌方，汽车只好返回广元等候，哪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多天。其实，这一条路的艰险，故宫博物院的人也是深有体会的。当时院长马衡与李济受故宫理事会的委托，专门去视察过沿路的情况，险象环生的道路让这两个大学者在惊恐中吃尽了苦头，吓得弃车步行。路途上的生活也让他们烦恼，“论到吃，一进饭铺，桌子上落满了苍蝇，黑黑的一片。”“论到住，我在成都虽然替他们买了两份铺盖，旅馆里的蚊虫、臭虫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大小便都要到猪圈里去，臭气熏人。”
新绥汽车公司是私营企业，既怕损坏汽车，司机也不愿意冒险。他们有前车之鉴，就在故宫文物的运输中，有一次车在经过绵阳附近时出险，车轮滑到了沟里，幸好只是把车摔坏了，而文物箱子却未被震破，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算是逃过了一劫。但新绥公司不敢再出事故，异常小心谨慎，沿途走走停停，一直到7月6日，首批桥盐才安全运抵汉中。
暂存大慈寺
不管怎么样，存在汉中的故宫文物陆续运到成都，集中放在大慈寺内。盐商助运的事情暂告一个段落，而成都方面又忙碌了起来。实际上早在从汉中撤运成都之始，成都方面就已经行动起来了，开始寻找和落实储藏之地。
1938年4月24日，文物还在途中，四川省政府就密令“四川省会警察局”秘密查看文物藏身地点，“本府近因重要器物需地屯储，兹查有大慈寺之大雄殿及藏经楼上下两处房屋宽敞，适宜堪以借用”。
但当时寺院并不清楚是什么“重要器物”，虽然答应借用，但佛教友会原先占有的几间房屋却不愿腾让出来。为此，省政府饬令警察局不要迁就教会，要求该院立即“腾出房舍，俾便大慈寺军队移驻”。但寺庙方做事拖沓，一直没有积极响应，而故宫文物马上就要运抵成都。4月26日，四川省政府以“待用孔急，未便任其违延，致误要公”为由，要求警察局“立派要员前往交涉，勒令立即腾出”。
故宫文物搬进了大慈寺后，又面临新的情况，因为寺庙是烧香拜佛之地，极易引发火灾，这不得不让人时刻警惕。
转运峨眉
不管怎么样，故宫文物总算从汉中运到了成都，“综计是次文物迁储，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廿六日。其运清期，汉中与褒城有先后，汉中为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七日，褒城为同年六月廿七日。本院驻陕办事处，即于褒城文物运清之日裁撤。”也就是说，文物从汉中运到成都花费了9 个月时间，而从褒城入川的文物，前后断断续续总共耗时一年多，有一部分没有在成都停留，直接运到了峨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进入1939年后，战事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战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实际上，就在故宫文物从汉中文庙运走一个月，文庙就被日本人炸毁，文物幸免一难，但这次轰炸让南迁四川的故宫文物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文物运到大慈寺后，大家仍然没有感到安全，日本人的空袭随时都在威胁着成都。1938年11月8日，18 架日机首次空袭成都，轰炸外北机场及外南机场，在南门炸死卫兵1人，炸伤3 人。这一炸，人心惶惶。故宫博物院就想到如果把所有的文物都集中于大慈寺，一旦目标暴露，就会非常危险，所以就有人提出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最好是在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津再找一个储存的地方，分藏文物。
1939年1月30日，故宫博物院给四川省政府发去了渝二字第11 号公函，请求转令新津县政府商借玉清道院（即现在的新津县纯阳观）存储文物并协助办理。2月6日，四川省政府就函复照办，该庙的修缮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
但不到半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939年3月10日，故宫博物院召开第三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决定停止新津玉清道院的修缮，所有文物迁往“嘉定一带觅洞存放。限一个半月办竣”。
从1939年开始，抗日情况更为严峻，日军开始疯狂轰炸重庆。1939年4月，马衡院长接到行政院命令，要求水路到重庆的文物需三个星期内运离重庆，而存在成都的文物限5月底运往峨眉。当时的情况是陕西运往成都的文物还有一小部分未运完，只有直接运到峨眉，“是时运到成都文物，计已入库者，六五九五箱，又行提出复行峨眉；其余六九一箱，则随运到而随转，不再入库。成都已成为一转运站矣”。
在转运峨眉的过程中，打前站的工作也在马不停蹄地进行，首先是护卫工作。1939年4月28日，故宫博物院给四川省政府发去公函，请求沿路的安全保护防卫；5月1日，四川省政府为了落实故宫文物的安全问题，给成都到峨眉沿途的华阳、双流、新津、彭山、眉山、青神、夹江、峨眉等县发出训令，要求它们执行保护任务。
故宫文物从成都运往峨眉是从1939年5月17日开始的，采用的是分程接运的办法，在彭山设立转运站。使用的汽车“以中国联运社车辆为主，而辅以新绥汽车公司车辆。计运三三批，用车一三四辆，装文物三零二三箱”。这段运输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比较顺畅，看得出成都—峨眉段的路况明显好于汉中—成都段。
1939年6月24日，成都大慈寺的文物全部运到了峨眉，但陕西方面还在源源不断地转运之中。于是故宫博物院给四川省政府去了一封公函，告之由陕运到四川的文物不再停留成都，并归还租用的大慈寺库房。
到 1939年7月11日，七千多箱珍贵文物终于一路颠簸全部到达峨眉，存放在峨眉县城东门外大佛寺（现峨眉二小）和西门外武庙（现峨眉一中）。国宝刚转走，成都就被轰炸，1939年6月11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飞机轰炸成都，在成都投弹111 枚，轰炸了盐市口、东大街、东御街等一带，炸死无辜百姓226人，损坏房屋6075 间，被炸的地方离大慈寺最近的不足五百米。但奇怪的是，在汉中和成都，故宫文物都在危急之时化险为夷，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神相助。
关于故宫文物南迁北路从宝鸡到峨眉这一段的经历，那志良在《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中写道：
在二十八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川陕段的运输，路线拉得太长了。北起陕西褒城，南达四川峨眉，全线长达七百多公里，有褒城、广元、成都、彭山、峨眉五个站，统由驻蓉办事处管理，而职员仅有六人。除主任外，每人各守一个岗位，办理一切发箱、收箱、装车、卸车及一切事务上的职务，各人工作的紧张，是可以想见的。
在故宫文物南迁的三条运输线中，北线是路途最漫长的，路途条件也是最为艰险的。从宝鸡到峨眉，实际是穿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由北向南的入蜀路线，蜀道难在北线迁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023-11-06 20: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