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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的汉武帝时代

正文:

汉武帝晚年,有没有懊悔自己的“伤害百姓,靡费天下”,是今天仍被史家激烈争论的问题。但汉武帝时代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今天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大多数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今天的中国人,许多地方仍为这些因素所塑造。

汉武帝的“小目标”

农业社会的剩余,归根结底是非常有限的。文景时代的国家积累,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在战争和救灾面前,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年轻的汉武帝开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元朔年间,皇帝就不得不开始面对国库空虚的事实。西南夷的开拓一度暂停,但对匈奴的战车一旦启动,就只能一路狂奔。在这段开支浩繁的岁月里,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皇帝,汉武帝很清楚,有三种人必须优先给予安抚。

第一种人是杀敌建功的将士。秦朝灭亡就是近在眼前的教训。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秦军的回报剧减。结果二世即位后天下大乱,秦军主力当中,一支向项羽投降,另一支南征的部队干脆截断归途独立建国,这种情势下,秦朝不亡,也就没天理了。所以,一定要确保浴血沙场的将士有足够的回报。《史记》留下了许多“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是岁费凡百余巨万”“赏赐五十万金”之类的记录。一直到元狩四年,空前重大的胜利意味着之前已经花掉了空前庞大的军费,现在又要有空前浩大的赏金支出,才终于“战士颇不得禄矣”。

第二种人是入境投降的敌人。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降汉朝。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前往迎接,为让浑邪王感受到汉朝的热情和实力,组织了两万辆马车,组成浩浩荡荡的欢迎队伍。这些匈奴人在汉地没有生存能力,之后衣食用度完全“仰给县官”,即靠朝廷的财政拨款来生活。具体操作中,有些环节也确实难免变成形象工程,但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归附,在汉武帝看来,算长远利益,无疑是值得的。

第三种人是流离失所的灾民。被逼入绝境的民众会铤而走险。曾有一个叫徐乐的人为汉武帝分析说:国家的危难,分为土崩和瓦解两种情况。只是社会上层不满,叫作瓦解,好比景帝时七国之乱就是这样,那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社会底层不满,叫作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那就无可挽救了。汉武帝很赞赏徐乐的观点,为避免土崩,救灾的时候,他也从不吝惜。

既然这些地方绝不能省,那么,钱从哪里来呢?汉朝常规的赋税总和大约六七十亿,面对动辄超过百亿的开支,应该怎么办?

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打击对象,是诸侯王。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诸侯王都适合成为优先打击对象:首先,诸侯王强大了,对中央朝廷是个威胁;其次,诸侯王特别有钱,事实上从三大暴利行业里获益最多的,就是诸侯王;最后,诸侯王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特殊人群,也不得人心,打击了他们,老百姓未必有多少同情心,欢呼雀跃也说不定。

但这还远远不够。汉武帝又寄望于富裕民众尤其是大商人的捐款。于是有个河南人叫卜式的,成了标志性的人物。对匈奴的战争启动之初,卜式就提出要上缴一半家产给朝廷。皇帝把卜式的事迹“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树立他为正面典型。当时,社会上涌现了许多这样的富商:家累万金,随行车辆一百多,大量贫民成为他们的私人奴仆,而“不佐国家之急”。汉武帝觉得忍无可忍。宣传卜式,可能是最后一次提醒和警告:应该与朝廷共克时艰。既然富人们仍然如此不知死活,那就怪不得皇帝动用雷霆手段了。

赚钱的办法

正如自古以来迫害文人的急先锋也是文人一样,真正能帮助朝廷收拾商人的,也是商人。汉武帝启用了三个重要人物:大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巨头孔仅和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羊,用后世流行的话说,这三个人拥有“计算机一般的大脑”。

当时暴利行业有三:铸钱、冶铁、煮盐。其中,铸钱的权力早已收归国有,现在要做进一步的改革。除了继续在铜钱的重量上做文章外,还推出了所谓“白金三品”:汉武帝用银和锡铸造三种新货币,规定钱币上有龙纹的价值三千钱,马纹的价值五百钱,龟纹的价值三百钱。

煮盐、冶铁两个行业,从此也要国家垄断。汉武帝首先做出慷慨的姿态:来自盐铁的税收,本是用于皇帝的私人开销的,现在,他要转交给国家的财政部门。接下来,汉武帝就要求天下商人和自己一样慷慨:他任命盐铁行业的富商为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就是那些盐铁产业还由你来管理,但产业的性质已经由私有变成国有。这项工作的具体推行,是由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负责的。身为业内巨头出身的官员,商人要想玩什么花招抗拒朝廷的新政,当然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这一系列改革如同一把把镰刀,疯狂收割着民间财富。但所有这些都还不够。所以汉武帝设计了一个厉害至极的配套政策,也就是告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检举者的获益如此之大,可以想象,应该很容易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事实上一开始算缗、告缗的实施效果不佳。各郡国的政府因为这笔收入是用于国家开支,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同时又预感到引发的社会动荡可能很大,大多采取了敷衍塞责的态度。所以,元狩六年、元鼎三年,汉武帝都不得不重申,告缗令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大量启用新型官员。这就需要提到一个极具汉武帝时代特色的名词:“酷吏”。

皇帝实现了“小目标”

一个叫杨可的人主持告缗工作,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人太多的信息,只知道他做到了“告缗遍天下”,就是大汉的天空之下,到处都有人在举报有钱人瞒报财产。结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拥有十万钱以上的人家,大都成了举报对象。毕竟,在饥寒交迫的人眼里,你怎么能说自己不是有钱人呢。

那么此时汉武帝的意思是什么?朝廷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告缗的罪名成立,朝廷就可以没收人家一半家产,太符合皇帝的意思了。所以只要被举报隐瞒家产,基本就别想翻案了。

被告缗的人大多破产,他们的表现,充分证明汉武帝优待军人、赈济灾民而拿他们开刀,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此时他们的做法是:既然存钱都是帮别人存的,自己还受苦受累干吗呢?于是不再辛勤工作,有钱就吃点好的,做几件漂亮衣服,并没有太多暴动叛乱的事。

大汉的秩序显得一切正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时代的第一理财高手桑弘羊开始担任大农丞,即财政部副部长。

桑弘羊推出一项新的改革叫作“均输”。大汉的各郡国都要向朝廷进贡物品,这个行为源于古老传统,西周时代诸侯对天子就应该如此。按照西周的交通条件,运输的成本很容易就会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所以进贡这个行为,主要意义是诸侯向天子表达忠诚。桑弘羊却敏锐地从中发现了商机。

朝廷控制天下道路,有物流优势;朝廷掌握各地民情,有资讯优势。何不把贡品变成商品,根据各地需求,运输贩卖获取利润,最终把钱上缴国库呢?简单说,就是打击商人的同时,国家直接经商,这就是所谓“均输之法”。和均输法配套,后来桑弘羊又创设了“平准之法”,也就是朝廷规定物价,不许肆意涨价。

这两项政策犹如平行的双翼,给朝廷带来的收益立竿见影。加上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等措施获取的巨额收入,元鼎年间,国家财政就开始走出了困境。司马迁写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

2023-11-06 20: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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