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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的落空和苏轼的完成

正文:

在不同词人的比较之中,一般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相反的,一种是相似的。所以我在讲完李后主之后接下来就讲大晏。李后主和大晏,一个是纯情的词人,一个是理性的词人,这是两个相反类型的比较。

可是讲晏殊和欧阳修的时候,我是拿南唐的冯正中和他们作比较的。我讲了冯正中对晏殊和欧阳修的影响,比较了他们相似之间的那些细微的不同,这是相似类型的比较。

我曾经说过,作品风格的不同是由于作者人格的不同。这样说好像是太道德化了,因为一讲人格就使人想到道德品性的好坏。其实,所谓人格者表现于作品中,就是一个人的风格。

叔本华在谈哲学的时候曾经说,作品的风格就是人心的心灵的相貌,是心灵感情修养的一种表现。所以,作品风格的不同与作者的心灵感情修养有很密切的关系。

越是伟大的作者,他的作品与人格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第二流的作者才因袭别人或拼命在技巧上下功夫。

我们在分析冯延巳、晏同叔、欧阳永叔等人的作品风格的时候,也分析了他们在做人的性格方面的不同。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把柳永和苏东坡作一个比较,那当然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了。

这种强烈的对比并不是我个人发现的,前人在一些词话里就常常讲到苏东坡和柳永。苏东坡写了前面讲过的那首《江城子》,自己就觉得与柳七不同,别是一种风格。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宋人笔记《吹剑续录》记载说,苏东坡问他的朋友:“我的词比柳七的词何如?”朋友回答:

“柳郎中的词要由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手执红色檀牙拍板来唱‘晓风残月’,你的词要由关西大汉手拿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就是苏东坡的词和柳永的词在风格上的不同,这在宋朝人就有这种认识,而且苏东坡也有这种自觉。

可是我以为,这其实还不是柳永与苏东坡真正的不同,因为这样看柳永是很肤浅的。如果根据外表上的“晓风残月”就认为柳永写的都是这种柔靡淫艳的歌词,那未免浅之乎视柳永了。柳永确实为歌伎酒女写了不少歌词,可是我以为他们两个人内在的不同不在于此,而在于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和反应的态度不同。这才是柳永和苏东坡的一个最基本的分别。

我们上次讲过柳永的生平,我说过,他的祖父、父亲、兄弟都有仕宦功名,而且他的父亲以孝道着称。他的祖父是在晚唐五代时不肯出仕于闽(当地一个偏安的小国),而去隐居的。他们家有一个儒家道德的传统,所以,柳永也有一份用世的志意。他说:

“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场消黯,永日无言,却下层楼。”

他还在那首《煮海歌》里说:

“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

可见,他也是关心国计民生的。可是,他用世的志意,他家庭的儒家的传统,与他个人的浪漫的天性、音乐的才能,是互相矛盾的。他的浪漫天性和音乐才能使他从少年时代就在歌舞场中流连,为歌伎、乐工写词。而他的家世、教养却和他的天性、才能之间有着矛盾,因此就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他少年时的浪漫行为受到士大夫阶层人们的鄙薄,致使他平生失意,所以到晚年才写出这样悲哀的词: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

因此我们说,柳永的一生是矛盾和失意的悲剧,充满了生命落空的悲哀。

可是人家苏东坡就不然了。柳永是始终未能调和的矛盾造成了他生命的落空,而苏东坡对自己的生命则是一个完成,苏东坡把儒家的理想与佛道的修养贯通、调和起来,从而完成了他自己。

苏东坡的一生实在是比柳永更加不幸,他不但仕宦不得志,还曾被下在监狱里几乎被处死。他曾经被贬到海南岛,政府官吏不给他房子住,有一段时间,他带着儿子睡卧在桄榔林叶之下。为此,苏东坡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桄榔庵铭》。

桄榔是海南岛的一种热带植物,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到海南岛去参加苏东坡的一个纪念会,曾摘了一片桄榔的叶子给我寄来,它有一点儿像棕榈树的叶子。苏东坡就是摘取桄榔树的叶子写下的《桄榔庵铭》。

桄榔树,苏东坡流放海南儋州时,曾住过用桄榔叶建造的草房

他要跟他的儿子自己劳动,自己用泥土做成土砖,然后慢慢盖起房子来。虽然苏东坡的遭遇比柳永更不幸,可他在忧愁、患难和挫折之中有自己立身的持守,他能够在儒家与佛道之间得到一种贯通调和。中国大陆前些年常讲儒法斗争,还有什么阶级斗争,他们总是在斗争,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找到这种矛盾调和的集大成的美。

其实,中国有一些很伟大的诗人,他们都是从各种思想的精华之中得到一个融会贯通的境界。陶渊明就是在儒家、佛家、道家的思想中都能够得其精华而不拘于一家的一位诗人,苏东坡也是这样的一位诗人。

有些人看问题只看它的外表,这是不对的。例如苏东坡写过一篇议“贡举”的文章,讨论当时的科举制度。这篇文章如果只看表面,你会觉得他反对佛老。因为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佛老的思想比较消极,比较颓废,是“安于放”,就是说,比较放旷。

他说,假如天下之士都真的像庄周那样“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那么人主用来砥砺名节和鼓励人心向上的那些手段就无所施其用,人们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其实,“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这都是很好的修养,可是苏东坡在立论的时候,他是针对社会上一般人而言的。

对于一般的人,需要用一个目的来鼓励他们。有了富贵和贫贱的对比,有了毁誉的对比,一个人才知道应该向上。只有修养上达到最高层次的人才不需要这些鼓励,自己仍然能够向上。所以,如果因为苏东坡发了这样的议论,就认为他反对佛老,这并不正确。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写了一本书叫《老子解》,把很多儒家的理论跟道家的思想糅合在一起了。这是不是老子的本意暂且不论,但苏东坡是赞同苏辙这种看法的。他为弟弟的《老子解》写了一篇跋文,在跋文中说,假使西汉初年就有了苏辙这本书,则“孔老可为一”;假使晋宋之间有了这本书,则“佛老不为二”。

另外,苏东坡还在《与滕达道书》中说过“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的话,又在《祭龙井辩才文》中说过“孔老异门,儒释分宫……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的话,以为儒释道三家相反而可以相成,还以为佛老思想的一个特色就是“静而达”。

能静就不被外物所转移,能达就对生死、毁誉、贵贱有一个通达的看法。“静而达”是人生的一种修养,这是苏东坡真正的所得,以致他一生受用不尽。

同样在忧愁患难之间,为什么人家还能站住你却跌倒了?为什么人家还能完成你却毁灭了?

要注意,这是中国古人读书最注意的一点。我曾经提到过荀子的《劝学篇》,荀子说,古代君子的为学是“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是要你在做人的实践里真的表现出来,才算是受用了,因为古人读书是和做人结合在一起的。

荀子又说,小人的为学是“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那些人急于速成,抄了一大堆新说,写上就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其实他们在做人方面什么也没有受用到。

当然,我说的只是古代,现代的知识和古代的知识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古代读书讲究要“有得”。陶渊明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但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可是不少人读了很多书也没有会意。“会意”就是你真的在生活上有所受用,苏东坡就做到了这一点。

苏东坡写过一篇《超然台记》,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说:

“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意思是,物的好坏在你的内心交战,得失取舍的利害总是在你眼前,这样你整个的人就被物欲压倒了。一个人只有超然到物欲之上,才能得到自己的快乐。

那么,“静而达”的修养对一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苏东坡说,它可以“专以待外物之变”。就是说,你内心之中有一种持守,或者叫一种修养。

这种修养,只有在外界事物有变化的时候才能够显露出来。不经过霜雪,你怎么知道松柏是不凋的呢?同样,没有经过忧愁患难,也很难看出这个人和那个人有什么不同。

苏东坡平生经过了那么多挫折而终于能够完成自己,在他的散文和诗词里都表现出来一种修养,这是他和柳永的一个最基本的不同之处。

柳永终身都处在矛盾之中,他的生命是落空的;而苏东坡把所学的一切都能融会贯通,终于完成了自己。

当然,苏东坡所得的并不只是这一点而已,现在我们只是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和柳永作对比。下面我们就要正式介绍苏东坡了。

苏东坡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作者,而且他的集子后边有年谱,大家可以自己看。我现在要通过几个小故事来介绍苏东坡,这样大家就更容易理解。

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他从小就跟佛道两教有过不少接触,曾经跟随四川的一个道士张易简读过书。七岁的时候,他遇见一个眉山的老尼姑,那个老尼姑说,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后蜀的孟昶宫里,听到孟昶所作的一首词,她还把这首词念给苏轼听。后来过了几十年之后,苏东坡把这首词的大半都忘记了,只记得开头的两句。根据韵律来寻味,他觉得这可能是《洞仙歌》,于是就把它补充完成了,就是“冰肌玉骨”那一首。

《洞仙歌》

苏轼

仆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蜀主孟昶宠爱花蕊夫人,而这首词就是形容一个美丽的女子,可能就是为花蕊夫人所写的。今天我们不讲这首词,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苏东坡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并且他从小就对诗词有很深的印象和兴趣,对文学有敏锐的感觉。他在天性上就是与文学与诗词十分接近的,这是他天生的禀赋。

第二个故事讲的还是苏东坡小的时候。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常常到各地去游学。游学就是寻师访友,听到哪里有个人学问、修养很好,就到哪里去看望他,跟他学习。苏洵常常游学四方,苏东坡小的时候就由他的母亲程氏夫人教导。要知道,欧阳修小时候就是由母亲教导,岳飞小时候也是由母亲教导,可见母亲的教育对小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苏东坡小时候跟他的母亲程氏夫人读《后汉书》,读了《范滂传》。那里面记载,范滂年轻时被乡间荐举——汉代没有科举考试,是推举制度——出来做官,桓帝时冀州有盗匪,国家委任他做清诏使。清诏使是皇帝任命的特使,到冀州去案察。

《后汉书》上说,范滂受命以后,他就“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慨然”是心中感动的样子。这是说,当国家给了他一个重要职位的时候,当他要出发到地方上去做事情的时候,他有很远大的志向,自信能够为国为民做出一番事业来。可是大家知道,后汉时宦官专权,当时有一些士大夫和读书人就主持清议,反对宦官,可宦官则把这些士大夫看做党人,所以就发生了后汉党锢之祸,许多党人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杀。范滂也在党人之列,官府要捉拿他。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向母亲告辞,要去自首。他对母亲说:“老母在堂,养育之恩未报,这是我唯一不能割舍的感情。”

他的母亲就说:“一个人能够以这样好的一个理由去死,死亦何憾!人怎么能够希望既有令名又能富贵寿考呢?”

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如果你为一件正义的事情而牺牲,你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当程氏夫人教苏东坡读书,读了这个故事,苏东坡马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

意思是,将来做儿子的要是有一天遇到这种生死的抉择,也采取了范滂的态度,母亲也能像范滂的母亲那样割舍得下吗?他的母亲回答说:“假如你能够如范滂,我岂不能如滂母?”

这个故事是值得注意的。我常常说,很多人在一起读书,可是每一个人吸取的多少、吸取的方面各不相同,这是因为他们的天性各不相同。如果他的天性和某种东西接近,那种东西马上就能打动他的内心。这好像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同一个学校中的同学,所接触的尽管一样,所吸收的却不一样。

一个人碰到他天性所接近的那一点,他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都不是他自己能够做主张的,他自然而然就吸收了。这一点,对苏东坡来说,就是他平生做人的志节,他在天性上就有忠义激励的这一面。

第三个故事还是在苏东坡小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读到《庄子》的时候就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前面的“见”不是眼睛所见,而是指一个人对人生宇宙的了解。他说,我老早就有这种想法,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出来,现在看见了这部书,和我心里所想的完全一样啊!可见,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有与庄子相通的地方。

但是,《庄子》有内篇、外篇、杂篇,一共三十多篇,使苏东坡感动的是哪一篇呢?他没有说。我倒是想到了《庄子》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逍遥游》里的那一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

那神人像冰雪一样洁白晶莹,一切污秽的东西都不能沾染他,尘世岁月的消逝也不能在他身上刻画出痕迹。

后边他又说,发大水的时候,所有的生物都被淹没了;大旱的天气,连金属和石块都被晒得融化了,可是这一切都不能使藐姑射的神人受到伤害。

我曾经说过,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思想和语言都偏重于直觉。西方的哲学着作都写得很有逻辑性,可是你看中国的这些子书,写了很多寓言故事,它是把道理用直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是精华之所在,但也是缺欠之所在,缺欠就在于缺少组织上逻辑上的系统和条理。庄子的这个故事写得很美,而且有象征意义。它不是没有生命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离开它太远,不能引起共鸣罢了。他说的大旱与大水是两种对举的损伤,这不是随便说的。在文学里边,如果用两个相反的形象来对举,那就表现了一种周遍的、包举的意思。

李后主说:“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朝”和“晚”,“雨”和“风”,都是两两的对举。是说无论是“朝”还是“晚”都有雨都有风。而这里的大旱和大水则包举了天下所有各种类型的灾难和不幸,它们都不能伤害这个神人。

也许这个故事你们还不熟悉,那么还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一个会宰牛的人,他的刀用了十九年,刀刃一点儿都没有损伤。因为一般人解牛都是用刀和牛骨头硬碰硬,把刃都碰坏了,而这个人知道让刀刃从两根骨头之间割下去,所以他的刀刃总是像新磨好的一样锋利,这就叫“游刃有余”。

在两边的压迫之间还能活动,并且使刀刃不受损伤,这也是在患难挫折中的一种态度。我们常说一个人要受到考验。什么叫考验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患难挫折都不能伤害我,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之中,我仍然能保持我的“游刃有余”。

人们一般都很赞赏苏东坡飘逸的一面,有人尊称他为“坡仙”,他确实大有仙意,似乎不被尘凡的一切所限制。但是,光看到这一面并不算了解了苏东坡。

我们知道,王维晚年学佛,他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就是《与魏居士书》,里边提到陶渊明。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县太爷的官职不做而回去躬耕,后来遇到灾荒,曾经写过一首《乞食》诗。

王维就说陶渊明“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说你不肯束带向乡里小儿,不肯卑躬屈节干拍马送礼的事情,以至后来贫穷而乞食,岂不是终身惭愧了吗?

王维这是不分黑白,强词夺理。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那是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向人家要一碗饭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王维这封信是劝魏居士出来做官。他说,你做官与不做官,这有什么差别呢?并且说这是“见道之言”。就是说,好的跟坏的差不多;白的跟黑的差不多;与官场同流合污跟不与官场同流合污也差不多——是何言也!

王维享受着国家的高官厚禄,却不问国家大事,并以此自命清高,这难道是真正的修养吗?苏东坡就不是如此的。他在杭州的时候,在徐州的时候,都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在他晚年被贬到海南岛之后,还曾为那里的人修了渡水的桥。苏东坡有自己的立身持守,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我的论苏轼词的绝句说:揽辔登车慕范滂,神人姑射仰蒙庄。小词余力开新境,千古豪苏擅胜场。

2023-11-06 20: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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