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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破格提拔引发的君臣交锋

正文:

熙宁三年(1070),北宋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破格提拔官员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秀州判官李定受知审官院孙觉所荐,被召至京师以待补用。李定到后,又被王安石向宋神宗举荐。宋神宗召见李定后,对其答问十分满意,当即下令提拔其任职知谏院。

李定原所担任的判官属于州县幕职官,在北宋文官体系中处于初等序列,又称选人。这时宰相曾公亮提出,本朝以来,还没有选人直接授任谏官的先例。于是宋神宗又下令,改授李定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官品虽然不高,但权限极大,李定资历尚浅,依据惯例,出任御史须加“里行”,有点类似今天编制外的意思,以示与正官相区分。

按照流程,皇帝旨意简要记录下来后,称为词头,须送舍人院,由知制诰起草正式诏书。不料词头送去后,当日轮值的宋敏求却提出,本朝旧制,御史须由御史中丞在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且曾任通判者中举荐,由于李定不符合任职条件,于是将词头封还退回。皇帝旨意被公然对抗,宋神宗一怒之下撤了宋敏求的职,第二次将词头送去。

这一次轮值的是苏颂(也就是宋代着名天文学家,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苏颂接到任务后,继续重申了宋敏求的理由,并表示,李定从边郡幕职官骤然入居朝廷纠绳之任,“超越资序,近岁未有”“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必致人言”,因此“未敢具草”,第二次将词头封还。

连续碰了两次壁,这回宋神宗不再简单以罢官了事,而是不动声色地命人第三次将词头送去,以此表示皇帝的坚持。这回轮值的是李大临,可惜宋神宗的愿望再次落空了,李大临同样毫不留情地将词头封还。

皇帝旨意一而再、再而三被臣下退回,宋神宗怒不可遏,坚决下令再次送去词头,并直接要求苏颂按照旨意撰写诏辞。然而宋神宗的难堪远没有结束,这一次苏颂不但继续抗命,而且从容不迫、洋洋洒洒地跟宋神宗讲起了用人的道理,说道:天下未定之时,士或弃之草野,故不得不广开搜扬之路,因此“或有起孤远而登显要者”。如今承平之代,“事有纪律,故不得不循用选授之法”。李定以远州幕职之官,“非有积累之资、明白之效,偶因召对,一言称旨,即授御史”,则恐天下人以为“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而致”。况且御史选授早有定制,如朝廷确实认为李定“才实非常”,则不妨另授他官,何必为他一人坏了制度!我实在不是故意顶撞,只是担心诏书一下,“议论互起”,有损圣听。

看到第四次被退回的词头以及苏颂的辩词,宋神宗不禁大发牢骚:“里行之谓,本来就是为资历不够之人所设,因此才特意令李定加以里行,为何判官就不能出任呢?”然而事情几番受阻,众臣竟也纷纷劝告宋神宗就此罢了算了。这时王安石忍不住表示了强烈不满,说道:“已经下达的圣令,于义有何不可?如若听任这些人几次三番封还词头,则陛下威福为私议所夺,失人君之道矣!”并指出皇帝特旨原本就是为突破定制所设,“虽妨前条,亦当施行也”。

在王安石的鼓励下,宋神宗第五次将词头送至舍人院,并亲自作了御批:“经查去年诏令,当时便已言明,今后御史台有缺,可委付御史中丞奏举,并不拘官职高下。”

接到御批后,苏颂、李大临再次和宋神宗打起了“笔墨官司”,说道:陛下所说去年诏令臣等也仔细看过了,当时虽云不拘官职高下,但并不表示选人也可在此例,否则陛下何不直接以判官身份授任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却还要同时加其太子中允?李定原属初等职官资序,调任京城已蒙特恩,如今一跃而入御史台,先朝以来未有此例。臣等之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钺之诛,“但为爱惜朝廷之法制,遵守有司之职业耳”,且“条例戒于妄开,今日行之,他日遂为故事”。

面对苏颂等人的坚持,宋神宗真是失了脾气,只能徒劳地再次送去词头,强硬要求苏颂撰写诏辞,而苏颂也依然“执奏如初”,并向宰相曾公亮表示:“虽有圣上特旨,但仍无以为据,如一定要写,恳请陛下特批‘特旨所除,不碍条贯’,方可草制。”

做臣下的不仅屡屡抗命,而且向皇帝提条件。而苏颂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实际上还是以退为进,算准宋神宗以万乘之尊怎会屈从臣下要求,因此以“不可能的条件”来回绝宋神宗。不过宋神宗是有名的“拗皇帝”,在李定授官这件事上同样也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按照苏颂提出的要求,宋神宗当真作出了御批,明确表示李定授官“是特旨,不碍近制”,要求苏颂疾速撰辞。

算起来,这已经是和皇帝第七次交锋了,然而苏颂依旧没有退缩的意思。接到宋神宗御批后,苏颂除了继续阐述之前的理由,进而提出,如若定要拔擢李定,可“采听群议”“询访近臣”,看一看李定之才是否“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看来,这一次苏颂使出的是拖延计——待到遍访群议,已不知是猴年马月了!

而这一次宋神宗终于也忍无可忍了,情急之下当即下令罢免苏颂。这时王安石建议,再给苏颂一次机会,如仍抗命,再免不迟。更重要的是,尽管经历如此波折,宋神宗对苏颂仍没有放弃。于是,词头第八次直送苏颂。然而,苏颂再一次“辜负”了宋神宗的期望,这一次他推托的理由是当日非他轮值。不得已,词头转了一圈,送到轮值的李大临手里。不出所料,李大临第九次封还了词头。

事已至此,再无挽回。宋神宗终于下发了罢免苏颂、李大临的诏令,并愤怒地作出批示:“李大临、苏颂累格诏命不下……轻侮诏命,反复若此,国法岂容!”苏颂、李大临,加上此前罢官的宋敏求,合称“三舍人”,而围绕此次李定破格提拔所引发的纷争,也就是后世所称“三舍人事件”。

“三舍人事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背景,牵涉王安石变法与宋代党争。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正式启动变法。变法一开始就受到巨大阻力,赞成者不多,反对者不少。在无法取得当朝大臣普遍支持的情形下,不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都急于寻找或培养支持力量。李定“少受学于王安石”,属于拥护变法一派,宋神宗急欲通过破格提拔李定向外界宣示变法的决心。而苏颂等人属于反对变法一派,同样竭力阻止李定的任命,不惜屡犯天威,以防止“幸门一启,则仕途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

尽管如此,即使考虑到上述因素,发生在一千年前的这一起破格提拔事件,仍给了我们极大震撼。其一,宋代政治制度设计中,中书舍人的“封还”权以及门下省的“封驳”权,都为制约皇权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二,宋代对于大臣的宽容,促使大臣勇于担当、敢于进言,而不只是简单地唯上是从。其三,宋神宗尽管最后撤了三人的职,但其在词头九次封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极大克制、忍耐与包容。种种一切,都令我们今天仍为之惊叹。

2023-11-06 20: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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