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客栈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历史

在省委工作队蹲点的日子

正文:

1977年3月,我从湖南沅陵县文教局被抽调到中共沅陵县委,正遇到省委下基层点搞工作队,我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一名老同志来到沅陵县马底驿乡白雾坪。下车后向四周一望,墨绿色的莽莽大山围着一块盆地,对面大山向盆地中伸了一块舌头似的山丘。山边6个村子,公路从南边的3个村子穿过。快中午了,山间依然云雾缭绕,“真美啊,白雾坪!”我不由赞叹。

到达驻地时正好是吃中饭的时间,省、县工作队和外地的农民师傅陆陆续续来到饭堂。县工作队负责的同志接过我的背包,又热情地给我倒了杯茶,然后一边吃饭一边给我介绍其他同志。当时还有几个省工作队在农户家搞“同吃同住”,公社民兵连百多号人自己办食堂,企业队则有30多人自己开伙,所以真正到这里吃饭的只有20多人,其中有3名处长,4名科长。我看看大家,想想自己,感觉有些低人一等,对自己说,要谦虚谨慎,少说多做,多请示,多请教。

在工作队的日子是忙碌的。每天清早,喊工的、打着红旗排队上工的,穿来穿去。大家有的去修排水渠,有的去石灰厂做事,有的去造林,好不热闹。我是从县文教局抽来的,便被安排负责学校工作。县委书记黎玉书当时在塘坎队蹲点,每月来队里,除指导工作外,还在队里扎扎实实搞4天劳动。农忙时,我与学校师生也来支农,帮助插秧积肥,还参加“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搞得热火朝天。黎书记很高兴,说开门办学办得好。

在“双抢”时,一次吃晚饭,各队队员汇报收成和抢插晚稻进度。黎书记了解情况后说:“我那队要增加些力量,小王也帮我蹲点。”听到黎书记点了我的名,我心里一惊,就怕搞不好,但黎书记鼓励我,其他同志也给我打气,第二天我就去队里蹲点了。

当时生产队里除了一位农技人员,还有县委办周玉贞主任,周主任明确告诉我,队里以我为主。我很敬服他,他虽然很忙,但我一到队里,他就给我出主意,我有点成绩,他就鼓励我。而他自己白天忙着在田里劳动,晚上还在晒谷场守夜,也不怕蚊子叮咬,这些对我教育很大。

记得那一年,早稻粮食收成不太好,抢插也比较慢,立秋只剩11天,还有80亩晚稻插秧任务未完成。我便同老队长商量,合理排工,我参加青年突击队,从清早到午后两点,打了200斤粮食才休息。突击队里的6个青年一心提高效率,累得汗流满面,那天我们几个人共打了600斤粮食。

粮食收完后,又赶紧抢插秧苗。那时大家干劲都很足,经常出现你追我赶的劳动热潮,晚上还用煤气灯照亮插秧。在全队的团结协作下,我们终于提前4天完成了“双抢”任务。加上农技员精心指导,这年夏收居然比上年增产1.5万斤。在吃饭碰头时,周主任表扬了我,同志们也夸我干得不错,我的劲头更大了。

1977年9月15日,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来点上召开了一场总结座谈会。会上,他要求我们在3年内建成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后工作队同大队支部研究决定,今冬明春,搞园田化建设,把小田变大田,实现机械化作业,同时修建新村。

虽然全大队的地形像一个大盆子,但地势高低不匀,要挖高填低,把小田连成每丘10亩的大田,排列整齐如井田,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当时我们白天没时间,于是晚上全大队集中劳力,省、县工作队员以及农民师傅、民兵连的都来参加,几盏汽灯照得亮堂堂的,几百人黑压压的一片,挖的挖,挑的挑,抬的抬。我建议用扯盘(两根绳子拴住木板两头)拉土,又快又轻松,大大提高了效率。就这样,一个冬天下来,我们搞了200多亩园田化。

接下来是搞新村建设。队里决定用半个月时间培训15名砖匠、锯工。工作队商议,认为我是当老师的,就要我去带队。

几天后,我带着15名青年到县建筑公司去培训。公司晚上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工人要支持培训班,说这是对省委、县委工作队的支持。公司派出了3名老师傅,手把手教,带着我们在工地跟班劳动。我也拿起砖刀跟着学。晚上,我们又请师傅讲技术要点,还搞了两次砌砖比赛。半个月培训结束时,师傅高兴地赞扬:有的会“一刀灰”了,已经达到了二级工水平。回队里后,公司又加派了两人,连同之前的3位师傅一起帮助指导建房。不到两个月,两栋砖房拔地而起,社员们高兴极了!

1978年初,在全县工作队整训会议上,我被评为先进。没想到在分工时,我却被分到工作比较落后的冲头队。我想是不是在黎书记点上没干好,带队的干部却说,莫多想,这是黎书记的意思,要我去改造后进队,把冲头队搞上来,解决社员吃饭问题。

入队后,我了解到,冲头队年人均口粮只有 400多斤,这里的田背靠大山,且十分分散,人多田少,交通不便,社员积极性不高。我看山地多,心里一亮,一次开会讨论下一年的生产规划时,我说要大搞旱粮生产。这时上面政策也有些松动,允许社员适当扩大自留地。黎书记则说,“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最后看家伙”。

散会后,我同队干部商量,要增产,田里潜力不大,自留地要扩大,有的队干部怕被说成搞资本主义,我就提出,收获交队,按粮计分。社员们心知肚明:你工作队的不怕,我们怕什么。全大队于是出现了开荒的热潮。白天队里出工,晚上大家点马灯、松柴照亮工地,继续挖地开荒。到清明节时,全队开荒达150亩。

谁知这时,上级又下达精神,多余自留地必须交集体播种,社员们心里凉了。我对大家说:劳动又不犯法,要坐牢我去,你们种就是!社员们胆子于是大起来,没日没夜地在新开垦的荒地上种上了旱粮。秋收时,满山包谷,遍地红薯,稍加统计,人均增产300多斤。

后来在总结时,黎书记说:我讲过,不管哪样搞,最后拿家伙,增产了就行。年底时,工作队临时党支部开会,黎书记见我未到,便问起情况。参会的人解释,小王不是党员。黎书记说,我看这小伙子行,把他的组织问题解决一下,并指定县委组织部的一位队员负责。随后我又写了入党申请书。

1979年1月2日,组织上讨论我的入党问题。这天我心情十分激动,我读高中时便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文革”中说我是“臭老九”,要好好考验,如今已过去十多年了,入党问题总算有了着落。

经大家讨论后,一致表决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情况一报到县里就批了。从此,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人生新的里程碑。这年9月15日,我被调到公社,先干了一段时间办公室,1980年春当选为公社副主任,1982年调到邻近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1983年担任党委书记,直到1993年调地委党校教书。

2023-11-06 20:29:25

热门推荐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