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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6日出版的上海各大报纸都以醒目标题报道了两大新闻。其一，6月5日，日本轰炸机分三批空袭重庆市区，造成校场口防空洞内3万多人窒息死伤。其二，同日上午，京城“怪爷”张伯驹（1898—1982）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培福里弄口“被人连车绑去，下落不明”。 张伯驹的失踪，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1898年，幼时被其父张锦芳过继给伯父张镇芳为子，18岁时奉继父之命进袁世凯的混成模范团骑兵科习武，毕业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的部队从军任事，担任过提调参议等虚衔。1927年起改换门庭，投身金融界，先后担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
盐业银行是旧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之一，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业，设总管理处于北京，由张伯驹的继父张镇芳出任董事长。说到张镇芳，今天的人们可能不太熟悉，可在当时，绝对属于重量级人物。此人与袁世凯过从甚密，一直追随左右，官运亨通，权势显赫，历任清末天津道、盐业使、河南都督和直隶总督等职，执封疆大吏之牛耳。盐业历来归官府专营，张镇芳在此任上垄断经营，想不富都不行。张镇芳死后，张伯驹不仅悉数承接了继父的庞大家产，而且摇身一变，成为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的总稽核，玩起了他一窍不通的金融业。
张伯驹虽于金融不通，也不想通，但会玩，尤其对旧文人旧公子哥之间盛行的那些个雅玩，可以说是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加之心气高，眼界宽，天资聪颖，又有挥金如土的本钱，再珍贵的东西，只要是中国有的，在他眼里都不过是个玩物而已。正因为张伯驹玩的是大手笔，而且玩出了大名堂，以致声名鹊起，江湖远播，被誉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七七事变后，盐业银行的头面人物纷纷内迁避祸，张伯驹也不例外，去了西安。但上海地位特殊，无人主事终非长久之计，于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奉董事长任凤苞之命，找到张伯驹，苦口婆心地好一番规劝，晓之以理，诱之以情，终于说动素重义气的张伯驹重返上海，出任沪行经理一职。孰料这一来，等待他的竟是遭绑之祸。
1941年6月5日，张伯驹几天前曾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说有一位于公于私都很重要的朋友，将转道天津，乘船于今天一早抵达上海，“烦劳伯驹兄务必亲莅迎接。”张伯驹虽然生性散淡，并非巧于酬酌之人，但对于场面上必需的一些礼仪还是讲究的，于是满口应承。
梳洗打理完毕，张伯驹走下楼来。司机老孔早已把车停在了院门外，恭候主人的到来。这是一辆牌号为6010的福特牌轿车。待张伯驹坐稳，车便缓缓地启动。张伯驹住的地方位于法租界西摩路培福里16号，是一幢宽敞气派的西式洋房，主人是张伯驹一位做生意的同乡，私交甚笃，张伯驹接受盐业银行委派到上海任职以来，就拒绝总行叮嘱他住在行里的要求，一直借住在这里。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闹中取静，很称张伯驹的心意。
培福里道路不宽，老孔车开得很小心。车抵弄堂口，老孔小心翼翼地旋转方向盘，把车拐上了西摩路。突然，路边人行道上闪出3个人，其中一人不由分说窜向车头，堵住了去路。作为职业司机，老孔此时唯一的反应就是紧急制动，然而待车停稳，气急败坏的老孔刚待张口呵斥，却蓦然傻眼了——透过窗玻璃，他看到一支黑洞洞的枪管直指他的脑门。
不等老孔醒过神来，其中一人就打开车门，把老孔狠狠地拽了出来，一屁股坐上了老孔的位置。就这样，6010号喷出一溜黑烟，撇下老孔，绑了张伯驹绝尘而去。
接到老孔的禀报，张伯驹夫人潘素惊得目瞪口呆，半天缓不过神来。老孔也只好先向银行方面通报，再向法租界巡捕房报警。
中午时分，法租界巡捕房在巨鹿路的一条弄堂里找到了张伯驹的6010号轿车，但车内空无一人，张伯驹去向不明。
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传到银行，沪行上下顿时炸开了锅。各种各样的猜测蜚短流长，有说是冲钱而来的，也有说是盯上了张公子的名画珍玩，还有猜测是仇家所为，要的不是钱，而是性命。但张伯驹有仇人吗？谁会和他过不去呢？有好事者在熟人圈里掰指头，掰来掰去掰不出。还有分析人士眼光犀利脑瓜深邃，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盐业银行内部人事倾轧造成的恶果。
张伯驹任职上海之前，由于分行经理一职空缺，事实上一直由副经理肖彦和主持行务。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肖彦和早晚是要当经理的。但总经理吴鼎昌其实对肖彦和完全看不上眼。掂量再三，吴鼎昌最后把宝押在了张伯驹身上，千里迢迢把他从西北调来上海。
张伯驹哪里想得到，此番大调动，居然会因他一个，堵了一批人的路。
但是，在这一批人中，究竟是谁真正动了歹念，勾结绑匪对张伯驹痛下杀手。虽不乏这样那样的怀疑，有的听起来似乎也已逼近了事实，却终究是一笔糊涂账，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整整24小时之后，绑匪方面终于来了消息。第二天上午，一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打进了培福里16号，指名道姓找潘素。来电人声称，张伯驹毫发未损，就在他们手上，只要潘素拿出200万，他们保证立刻平平安安地放他回家，不然，休怪“横爷”不客气！
撂下电话，逐渐稳下神来的潘素终于想明白了此时她可以求助的对象，一个自然是银行方面，另一个便是孙曜东了。孙家与张家是世交，孙曜东的曾祖父孙家鼐，曾历任清廷的工部、礼部、吏部尚书，还曾是张伯驹的养父张镇芳的老师。抗战爆发以后，孙曜东是首先“落水”投靠日本人的“名流”之一，现正出任伪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一职，同时又是周佛海的秘书，是一个在黑白两道都十分兜得转的人物。
孙曜东果然念旧，一听张伯驹被绑，大惊失色，满口答应一定过问此事。
得知张伯驹出事的消息后，银行这边虽不乏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之流，但也有真正为其焦虑奔忙的朋友，其中会计科长陈鹤笙、文牍科长白寿芝的表现尤为仗义。出事当天，两人就联合署名，向远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拍发急电。然而数日之内，类似电文几番拍发，却始终得不到任凤苞的明确答复，徒令二人万分心忧。
外界也许不知道，以为200万难不倒大富翁张伯驹，可潘素心里清楚，张伯驹其实除了那些父辈传下的房产股票，手里还真没存下多少现钱，要一下子拿出那么多，更是完全不可能。除非银行垫支，否则短时间里绝对凑不够绑匪索要之数。
据现存上海盐业银行档案记载，1941年6月19日，任凤苞的回信终于姗姗来迟。
任凤苞的回信半文半白，读来佶屈聱牙，但意思十分明白：其一，张伯驹被绑，尔等念其交谊，设法营救，纯属你们之间的私事，与银行无关。其二，我任凤苞不想管张伯驹的事，建议你们也不必管，应当让张伯驹的家人自己去管。其三，因为张伯驹自己说要到上海来，我任凤苞才委托其顺便管一管银行的事，如果他不来上海，我是不会委托他的。其四，私自在外租房居住，是张伯驹出事的关键，如果他遵守规矩住在银行内，就不会出事。言下之意，张伯驹是咎由自取。
与张伯驹交谊甚笃的陈鹤笙、白寿芝显然十分不满任凤苞的态度。行员遭难，董事长竟然撒手不管，给这样的老板打工，前景岂不太悲凉了吗？
也许在此后的电函往来间他们让任凤苞感觉到了这种离心离德的威胁，半个月后，任凤苞在另一封来信中对他的态度给出了解释。信函中提到倪远甫曾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多年前也曾遭遇过和张伯驹一样的绑票噩运，但盐业银行始终拒绝出面与绑匪交涉，藉此杜绝绑匪试图与银行方面讨价还价的念头，最后绑匪不得不直接面对其家人，勒索了一笔不大的赎金后放人。任凤苞的意思，就是要“以彼例此”，明确告诉绑匪，张伯驹的事银行不管，甭指望从他的腰包里掏出半个大子。如此，“庶可（使绑匪）降低欲望，或能早日解决”。
任凤苞的这一招堪称釜底抽薪，对于确保银行利益固然有效，但这样一来，张伯驹可就彻底地让他给卖了。万一绑匪的欲望降到了失望乃至绝望的程度，难保不生出杀一儆百的歹念来。
好在没多久，孙曜东得知，确有银行内部人士，出于报复的目的，唆使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代称）对张伯驹实施了绑架。孙曜东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甚至直接点出了这个报复者的真名实姓，但字里行间依然猜测的成分居多，似乎难以为凭。
既然明确了元凶，孙曜东就有办法对付。他直接找到周佛海，声称七十六号绑架了他的把兄弟，而绑架像他把兄弟这样的民间金融人士，对于今后的发展后患无穷。因为其时汪伪方面正密谋推出伪储备券，以取代在市面上流通的“法币”，在这个时候得罪有影响的金融界人士，会使各银行因此而惧怕进入上海，岂不是自断财路，自毁前程？
对于孙曜东的分析，周佛海深以为然，不仅于私而且于公，他都不能不给孙曜东这个面子。于是，当着孙曜东的面，周佛海直接给李士群打电话，气冲冲地责令他：停止胡闹，赶快把此事了断。
然而就在孙曜东的斡旋将成之际，张伯驹却突然从原来的关押地点消失。原来，七十六号的那帮特务因为听到周佛海干预的风声，知道没什么油水可捞，又不敢硬顶，懊恼之余，干脆把张伯驹转移到浦东，把他白送给了伪军林之江部。
枝节横生，着实令孙曜东吃惊不小，好在几天后弄清情况，张伯驹依然平安。孙曜东不敢稍有懈怠，马上亲自渡过江去，找到林之江，再次许诺，愿以20根条子交换张伯驹。在得到林之江肯定的答复后，才忐忑不安地返回浦西。
这一日，张伯驹在关押他的农家小屋里吃罢绑匪送来的早饭，感觉有些困乏，便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睡着了。待张伯驹从迷糊中醒来，日头已经过晌。往日此时，早该是午饭时候了，今日却是奇怪，屋内屋外，空无一人。张伯驹惊诧不已，弄不清楚绑匪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他突然明白过来，立即朝着浦西方向慌忙逃去。
就这样，这场绑架案开场鸡飞狗跳、烈烈轰轰，收场草草了事、无声无息。
2023-11-06 20:3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