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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清官专断家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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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学家袁枚在担任溧水、江宁、江浦、沭阳等地县令的七年时间里,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一张黑榜治奸民

袁枚为县令期间相当勤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而易宗夔于《新世说》里则对他的折狱之才详加叙述,“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也就是说袁枚每到一地,都在明察暗访之后建立了一张“黑榜”,把不良分子的名字公示,三年没有劣迹才从榜上撤下,这种做法既对黑恶势力是震慑,也是劝勉,给其改恶从善的机会。

当时有一块乡间土地,因为没有地契,所属不明,导致附近两家人聚讼多年,争执不休。袁枚见他们打官司的状纸前前后后堆起来有山高,就笑着说:“讼久则破家,吾当为若了之。”于是把所有案牍都作废,重新测量土地,发给地契,使他们各自耕种,一起积案就此告终。

据《碑传集》记载,乾隆十三年,江南发生灾荒,铜井村将一批粮米运到吴门的时候,“有率劫之者”。这样的抢劫搁在其他官员的手里就是“杀头”二字了事,但袁枚以为,灾荒之年,遇到犯罪应该慎刑,于是详加调查,才明白是当地百姓害怕灾荒进一步加重,才将这些粮米截留,以做救急之用。袁枚“谕以情法,追米还之”。

不过相比处理上述问题,袁枚有个特殊的才能,就是特别擅长处理家务纠纷。

早产宝宝是贵人

《蕉轩随录》记载,袁枚任江宁县令时,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大风,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韩姓者,年十八,被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民们问明她的姓氏,次日送其还家。韩姓女子本与江宁县东城李秀才的儿子订婚,李秀才“疑风无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想必是儿媳妇与铜井村中某人有奸情,找个借口跟奸夫约会去了,便到县衙告状,要求退婚。

袁枚说:“古代还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拿出元代着名学者郝经所着《陵川集》示之,书上果然记载着有个吴地女子被风吹了六千里来到一户梁姓人家。袁枚说:“郝文忠(郝经谥号‘文忠)一代忠臣,岂肯诳语?只是当年那个吴门之女旺夫,嫁给梁家后,梁家大富大贵,恐怕你的儿子没这个福气喽!”李秀才赶紧撤销了诉讼,“两家婚配如初”。

李调元着《淡墨录》中亦记载一事:袁枚任沐阳县令时,有个女人出嫁五个月就生下一个儿子,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早产,但古人却以为那女人必定是婚前就与人有奸,“先孕后嫁”。丈夫忍受不了乡晕乡间的嘲笑讥讽,一纸状子告到县衙。

第二天公审时,“观者如堵”,袁枚“盛服而出”,向原告祝贺,那人“色愧俯伏座下”,以为县令是在嘲讽自己,但袁枚却说:“你实在愚昧,可谓得福而不自知也!”“自占生育之事,有速有迟,皆属正常,在史书上有很多记载,过了产期才降生的’感气之厚生而主寿,早于产期而降生的‘感气之清生而主贵。前者比如尧和舜,后者比如本知县,也是母亲怀孕五月即生下,虽然才疏学浅,却也入选词垣,出司民牧,为一县之宰,不信,问问我的母亲即知。”

言罢,让那女子抱着孩子进入县衙后堂,片刻,“儿系铃悬锁,花红绣葆而出”。众人看得目瞪口呆之时,妇人跪地哭泣道:“蒙太夫人优赏,已经认了我儿做孙子。”袁枚一听,立刻严肃地对原告说:“这么说,这个孩子就是我的义子了,我会好好教导他,让他将来的功名一定在我之上。”堂下人们齐声欢呼,“于是两家之羞尽释”。

当然,袁枚这种温和的办案方式只是应对“家务”,如果遇到人命官司也是毫不留情。从这点看,随园主人绝不是只会写词话和品美食,断起案来照样能头头是道。

清人许仲元的《三异笔记》中记载了一位“王二先生”的故事。这位王先生是绍兴人,善于写奏折公文,不管是刑事还是财政方面的事都非常内行。他在云南的时间很久,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成为当地的首席幕僚。他的家就在省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亭榭戏台,奇花异草,样样齐备。总督、巡抚有事还可以批条子召见他,但道台、知府以下的官员就只能登门求见了。

云南的布政使是浙江德清人许祖京,按察使是湖北江夏人贺长庚,都是他的儿女亲家。省会所在的云南府知府是杭州人庄肇奎,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平时他的左边一个皮包里放刑事方面的文书,右面一个皮包中放财政方面的文书,签订意见后就让仆人报到布政司和按察司衙门去,两位长官一般不会再有任何改动。

各府、厅、州、县的官员到总督、巡抚衙门参见以后,中午必定要聚集到他家中,有的拜见上司和要人,有的会见朋友,审理案子的也跑到他家,消遣娱乐的更离不开他家。他家里常常是一个厅上在审讯,鞭打声和吆喝声一片喧哗;另一个厅上却是笙歌悦耳,舞姿婀娜;彼此互不干扰,各行其是。

王先生每天晚上都要设宴请客,用具也与众不同,有专门设计的大方凳、宽茶几,每人用一套。送上菜单后可以各人自点,每人有一把酒壶、一个菜盘,各吃各的,专品一种还是每样都尝悉听尊便。

王先生是位绍兴师爷,虽然是省里的首席幕僚,却是毫无官职的,当然属于吏,而不是官。但他的权势却远在省里绝大多数官员之上,除了总督、巡抚这两位最高首长,谁也不能不听他的。他的家俨然就是处理省内日常事务的衙门,也是实际上的行政中心。他的生活在省里也肯定是第一流,并且十分新潮,推出当时绝无仅有的高级自助宴会。不用说一般中下级官员,就是省中大员也未必能有如此排场。

王先生这样的例子或许只是个别的,但吏的权力之大,并且往往在实际上操纵着官,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朱克敬的《瞑庵杂识》里面记载了清朝末年一个吏所说的话,其坦率和自信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2023-11-06 20: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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