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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江海寄余生

正文:

7月初的南京,已是盛暑溽热。

早上7点多,98岁的沈燮元从家里出发去上班——先乘18路公交车,再到新街口转3路。

他习惯早点儿出门,交通情况好,车上空位多。快点儿半小时,慢点儿不到一个钟头,他就能在目的地南京图书馆站下车。9点上班,年轻的同事们还没到,古籍部办公室的门锁着,他坐在图书馆阅览区的长椅上,随手翻着一本杂志。杂志是从同事那儿借来的,他说有好多新名词他都看不懂了。

对这个时代,他仍有强烈的好奇心。当年为了看综艺节目《非诚勿扰》,他把电视从黑白的换成彩色的。现在,他更关心国际风云,每天晚饭后都锁定中央四台,看看国际局势,分析一番。

“买了一辈子的书,编了一辈子的目录,旁的不做,也没旁的时间。”沈燮元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在他家的墙上,挂着一幅他两年前写的古人七言绝句:“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书抄完了,上海解放了

沈燮元生于无锡,在苏州长大,虽曾就读于教会学校,接受洋派教育,但从小自学古文,四年级时就能写文言作文,引得老师惊诧不已。抗战胜利后,他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素描和中国画。因为眼睛近视,他只上了一个学期,便转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无锡国专创办于1920年,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担任该校教务长。1946年,新文化运动已进行了31年,这所书院式的学校却仍以研读古籍为主要课程,朱东润、冯振心、周贻白等名师云集于此。1947年,沈燮元转学到国专的上海分校。分校的讲席阵容依然强大:王蘧常开先秦诸子课,童书业讲秦汉史,王佩诤讲目录学,朱大可、顾佛影讲诗学,张世禄讲音韵学……

学校附近有一个合众图书馆,创办于1939年,由金融家叶景葵、出版家张元济发起成立,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担任总干事。彼时,全面抗战进入第三年,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全国图书馆或已停顿分散,或在炮火中化为灰烬,私家藏书也零落流散。日、美等国乘势搜罗、掠夺我国珍贵古籍。危局之中,留守上海孤岛的合众同人,“搜孑遗于乱离,征文献于来日”,为中国传统文化营造了一处栖身之所。

1948年,24岁的沈燮元从国专毕业。他成为合众图书馆的干事,专事编目。

1949年春天,勉力支撑了10年的合众图书馆,已濒临倒闭。那段时间,沈燮元仍坚持每天去图书馆上班。走在路上看不到几个人,他也不害怕。那时,国民党军队还在负隅顽抗,图书馆被占作据点,大门口堆了沙袋堡垒,图书馆的日常工作被迫停止。“顾老当时让我抄清代吴大澂的《皇华纪程》,两万多字,我就用毛笔抄,抄了个把礼拜。书抄完了,上海解放了。”

买书好比交女朋友

1955年10月,沈燮元来到南京图书馆,开始了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

版本目录学是一门记载图书版本特征、考辨版本源流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版本目录是治学的门径;在现代人眼中,它难免显得艰深枯涩。

“古书里的学问很深,里面有好多问题,要懂文字学,要懂音韵学,看印章要懂篆文,看毛笔字要懂书法。有时候看一篇序,一个草书字不认识,横在那里,整篇文章都读不通了。所以研究古籍想做出成绩太难了,比较苦。”

在这个冷板凳上,沈燮元一坐就是60多年。常年在图书馆编目的实战经验让他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通过观察行格、避讳、刻工、纸张、字体、印章,就能鉴别出古籍的版本及真伪。

每年春天和秋天,沈燮元都会到上海、杭州、苏州、扬州等地为馆里买古书。

南京图书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中,有两部是沈燮元买回的。

一部是北宋金粟山藏《温室洗浴众僧经》,“铁琴铜剑楼的后人卖给我的,可能是家里急需钱,只要500块”。一部是辽代重熙四年(1035年)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他经朋友介绍,和卖家在上海的街头碰面,“那人拿来一个大卷子,掀开一点,我看到‘重熙四年’和‘辽’字,赶紧叫他卷回去。我问多少钱,他说500块。当时我带了1000多块现款,立马成交。我生怕他变卦,拿了就走”。他曾把买书比作交女朋友,“没有成功就不要乱讲,一乱讲就不成功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沈燮元花7块钱在书店给南京图书馆买来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冬心的《冬心先生集》雍正刻本;到了2020年,金冬心着作系列17种拍到了350万元。他有时也和后辈说说笑话,感叹当年买的好东西都上交公家了,“就像股票公司的人不能炒股,我不能给自己买古书,买了就说不清了”。

“出差”10年

因为“识货”,1978年沈燮元接到一个任务,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并担任子部主编。

善本,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又流传较少的珍贵古籍。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提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百年来最为浩大的一次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程。

在北京,编委会成员住在北京香厂路国务院招待所,当时物资仍然匮乏,工作人员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点一顿,下午4点一顿,其余时间,都置身于收集自全国781个大小图书馆、博物馆的13万多张善本目录卡片的汪洋大海中。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学识,一一查核每张卡片记录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项是否正确。

1995年,耗时近18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最终完稿,被认为是国内目前最具权威性的古籍善本联合目录。从初审到定稿,沈燮元参与了整个编纂过程,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共“出差”10年。

休息的时候,他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喝酒。那些年结交的年轻朋友,多年后纷纷成为各大图书馆和高校的骨干精英。沈燮元后来着手整理黄丕烈题跋,需要相关资料和书影时,就会有人欣然将其送上他的案头。

黄丕烈,被誉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在藏书界,经他题跋的古籍都被视为重量级藏品,有了“黄跋”,书的“价格嘭嘭嘭就上去了”。士礼居,就是黄丕烈藏书楼的楼名。

百余年来,“黄跋”经几代学者多方搜集,汇编成书。但由于整理者多半没看过原书,所以辑本中难免有错漏。退休以后,沈燮元一直在整理黄丕烈题跋集,希望理出一个更翔实完善的版本。他的《士礼居题跋》不仅对照原书、书影,将旧辑本中的讹误一一纠正,还搜寻了不少散落各处、前人未见的“黄跋”。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80万字的书稿,全部由他手写而成。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军是沈燮元的忘年交,帮他将稿子录入电脑,从2007年到2017年,“打字打了10年”。“他向来精益求精,一定要拿到书影墨迹来核对,哪里发现了新材料,也要设法弄来看。”这样的结果就是无限拖延。2017年,李军把电子稿交给了出版社。如今5年过去,沈燮元还在对稿件进行校对,不断地增加、修改内容,书稿上满是黑笔、红笔、涂改液的痕迹。

“书囊无底,我和他说,你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黄丕烈的东西都收集起来。但是他很坚持,在他手里,这本书一定要尽善尽美。”李军说。

过好每一天

在某些方面,沈燮元有自己的坚持。

他不太信任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印出来发现错了,有些是同音字搞混了,有些是字体的问题。就瞎搞,架子上的正式出版物,随便翻翻就能看到好多错字,这样不行,会害人的。”

吃饭,他有自己的口味,热爱苏帮菜。在南京几十年吃下来,除了盐水鸭,其他东西他都不爱吃。他曾经手写过一份菜谱并附简单做法,请年轻的同事打印出来,交给食堂师傅。

喝酒,他喝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喝多了,他还曾醉卧在苏州忠王府的大殿前。如今每晚回家也要喝点儿,一杯黄酒或一罐啤酒,白酒不碰了。

“生活要有规律,绝对不能熬夜。要起居有节,要控制饮食。希腊人讲,认识你自己。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我们哪晓得自己啊?我们总是放纵自己,这不行,要管好自己。我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所以我什么毛病都没有。大夫说我的心脏状态很年轻,像三四十岁人的心脏。”

当年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的人,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潘天祯都已过世,编委会的成员也大多凋零,沈燮元成了极少数“硕果”。“我今年98岁,但我从来不想这个年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生活越简单越好,不要胡思乱想,我奉行的信条就是5个字——过好每一天。”

《士礼居题跋》只是前奏,他要做自己的“黄丕烈三部曲”,题跋集之后,还有诗文集和年谱。

年轻人替他着急,他的心态却很好:“黄丕烈三部曲弄不完,我是不会‘走’的。”

他好似一只蠹鱼,潜入古籍的江海,流光如矢,且寄余生。

2023-11-06 18: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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