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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死的邹元标”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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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死的邹元标”之死
  
  杨志刚
  
  “割不尽的韭菜蔸,打不死的邹元标”,这两句民间谚语一般用来呵叱顽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然而,这两句话的原意却是人们对明朝进士邹元标不畏廷杖,屡屡上谏的褒奖。
  
  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江西吉水人。
  
  《明史·邹元标传》记录:“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邹元标这种从初入仕途的“抗疏切谏”到晚年的“首进和衷之说”,正体现了一位政治家逐渐成熟的轨迹。
  
  邹元标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其宦海沉浮,与明朝的两位天子——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两位女人——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朱由校的保姆客夫人,两位权臣、阉人——张居正、魏忠贤,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联。
  
  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26岁的邹元标举进士,授观政刑部。所谓“观政”,是指明朝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演习政务,期限一般定为三年,期满后再补京官。邹元标步人政坛之初,还在“观政”之时就上书弹劾朝廷首辅权臣张居正“夺情”。
  
  依然观政刑部实习生的邹元标为什么会“抗疏切谏”,攻击当朝首辅张居正呢?说到这儿,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张居正。应该说,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是有贡献的,《明史》赞日:“江陵(张居正)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可是,张居正在“细节”问题上却犯有大错。
  
  第一,把天子朱翊钧甩在一边。1572年,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他的母亲李贵妃提拔阉人冯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俗称内相;提拔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俗称外相。张居正也投挑报李,于万历元年秋力排众议,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又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这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例两位皇太后并尊的现象。这样就形成为由李太后、张居正、冯宝组成的“铁三角”政治整体,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在这个“铁三角”政治整体中,没有天子朱翊钧的位置,朱翊钧吵闹着要亲政,而李太后明确表示:“三十岁前不提亲政之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渴望亲政的朱翊钧从此对张居正非常反感。
  
  第二,与李太后干系暧昧,《明史》记录,张居正长得很帅,“面秀眉目,须长至腹”。事先,无论在民间依然执政廷,二人的绯闻确实不少,且天子朱翊钧对这些绯闻坚信不疑。
  
  第三,滥用权力。史称张居正是位权臣,所谓权臣,就是超越了内阁首辅的权力范围,大权独揽,使用了天子及其他大臣的权力-《明史·张居正传》记录:“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命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因此评价他说:“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错误,直接诱发了万历五年冬大批仕宦弹劾他夺情的事件。所谓夺情,就是剥夺父子之情,不回去守孝,而留执政廷持续为官。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的父亲(father)去世,按明朝礼制,父母去世,儿子必须守孝三年,当了官的也应辞官回家守孝,称为“丁忧”,事先,万历新政初见成效,张居正怎么肯离开朝廷半步?于是,在户部侍郎李幼孜“倡夺情议”中,李太后仍持续把张居正留执政中。
  
  张居正“夺情”,李太后欢心,朱翊钧无可奈何,朝中大臣愤怒。。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孑L教、沈懋学,员外郎艾穆,更有主事沈思孝等纷纷据理力争,上疏劝谏,更有不少大臣正想借张居正“丁忧”之机,把他赶下台。可此时的李太后和张居正哪听得进大臣们的意见,竞使出了“杀手锏”,对劝谏大臣皆“廷杖八十”
  
  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庄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要脱掉裤子,杖打屁股。廷杖一般最多打四卜下,杖八十下,但会把人打得屁股开花,血肉横流,腿断骨折,甚至有杖死的危险。
  
  张居正对劝谏大臣的打压和廷杖,张居正的为非作恶,暴戾横行,激起了邹元标的强烈愤慨,他马卜。蘸墨挥笔写下一篇疏谏,揣人怀中,直入宫廷。
  
  邹元标在疏谏中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白用太甚”,而“进贤未广”、“断刑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却“又不可枚数矣”,这种人出任内阁首辅,难道“有利社稷耶?”又指出,张居正借口说皇上“崇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即去,前功尽隳”,难道“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除了张居正,“未可谓在世无人也?”张居正自比“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邹元标批驳张居正说:“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后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独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把张居正骂得狗血喷头二
  
  在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因劝谏张居正“夺情”而被打得血肉横飞、瘸脚拐腿的状况下,邹元标依然取出弹劾张居正的疏谏给太监,太监不接,劝邹元标不要去送死,可邹元标竟谎称这不是弹劾张居正的疏谏,太监这才把疏谏送进内宫。 李太后,张居正看了邹元标的疏谏后,“大怒,亦廷杖八十‘,滴戌都匀卫”。
  
  邹元标为什么被杖八十而没有死,反而被誉为“打不死的邹元标”呢?民间相传中说是锦衣卫佩服邹元标的气节,故意将板子高高举起,落下时却朝前打三分,板子落在地上打得“啪啪”作响,却不曾沾到人衣。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事先朝中许多大臣,甚至包括小天子朱翊钧都对张居正有意见,锦衣卫在施刑时搞些弄虚作假的小举措,保护邹元标,合乎情理。
  
  就在邹元标预备去都匀卫戍边之时,万历六年春,小天子朱翊钧却出了件大事。
  
  小天子朱翊钧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的首脑人物,朝中大臣纷纷举荐他出来当官,以服天下。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朱翊钧驾崩,光宗天子朱常洛即位,召拜邹元标为大理卿,未上任,又改任刑部右侍郎。但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就死掉了,皇位由其长子朱由校接任,即熹宗天子,改年号为天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四月,邹元标还朝,十二月,拜为左都御史。
  
  邹元标第三次回朝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精神矍铄,拄着拐仗,拖着被张居正打断的腿行走于朝廷宫中,锐意重振朝纲。邹元标这次执政大约两年,时间虽短,却赢得了世人的称颂。
  
  明朝晚期,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邹元标对这种拉帮结派、相互倾轧的行为非常厌恶,他对朝中大臣说:“方今上在冲岁,乱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因此,邹元标“思矫其弊”,“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人”,“请功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恤罗大纮、雒于仁等十五人”,均被天子采纳。在负责对官员“外察”、“京察”的考核中,邹元标秉公论断,“去留惟公”。
  
  虽然邹元标的腿曾因张居正被打断,但心胸开阔的他在第三次回朝任左都御史时,却提出给张居正平反。他说:“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意思是说,虽然因为自己的不检点招来了是非,但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对国家是有利的。张居正为国家脚踏实地、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应该值得赞赏的,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邹元标的这一举措,无异于执政中扔了颗重磅炸弹,对仕宦的震撼非同一般。
  
  邹元标非常正视“启民智”、“崇理学”,他在家教了30年书,颇感教书是一项有成就的事业,万历三十二年,无锡东林书院开创时,为东林书院作了《依庸党记》及依庸党楹联,楹联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中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体贴。”
  
  天启二年,再次上疏十三道,请得天子批准后,邹元标与冯从吾辨别捐资,筹得180两银子,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改建为书院。邹元标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二人在公余之时不会面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人书院讲学,影响越来越大,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课堂不能容纳。
  
  首善书院建成后,东林书院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响应和,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刘宗周、华燕超、华凤超等主要人物险些都与东林书院有关。
  
  正是因为首善书院的讲学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干系,以及书院在京城的影响日渐扩大,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把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视为灾患丛生,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人一同列为东林党,给予镇压。
  
  于是,在邹元标正稳步地推进着改革,革除积弊,受到大臣儒林们的拥戴时,却受到了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的魏忠贤的“严谴”。
  
  魏忠贤为了镇压读书人,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组织——东林党,矛头指向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历史中挖掘依据,把宋朝的消亡归咎于讲学之风盛行,把在学院讲学之人比作山东妖贼。为了让熹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还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面对如此疯狂地打击读书人、禁毁天下讲坛的行为,邹元标非常生气,“疏辨求去”。他在疏辨中指出,天子朱由校也到书院讲过学,难道也是“山东妖贼”不成?但受魏忠贤迷惑的朱由校却下令让邹元标退休归家。
  
  邹元标就这样以一个莫须有的东林党党魁罪名回到了老家,并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忧结而去。“打不死的邹元标”最终依然死了,明朝也跟着消亡了。

2023-11-04 0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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