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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通过形成战时的一些最重大的决定，丘吉尔发挥了作为战时领导人的主要功能。但是，构成历史学家们通常高度关注的这些高层战略决定基础的，却是其他一些相比之下不太引人注意但同样重要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对细节问题做出的决策——尽管是重要的细节，但毕竟只是细节。
在这些活动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丘吉尔对军方的判断进行的不断检查。参谋长秘书伊斯梅勋爵是这台战争机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整个战争期间，丘吉尔不止一次在纯军事问题上否决军事顾问们的意见。”确切地说，他通过不断向参谋人员详细提问对事件施加控制。正如将军们经常抱怨的那样，丘吉尔对很多军事细节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他所问到的不仅是作战行动，而且还有这些行动所包含的更大含义。说明这一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丘吉尔对一次军事演习进行的细查。这次演习代号“胜利者”，从1941年1月22日至25日举行，得到了当时的英国本土部队司令官艾伦·布鲁克将军的支持。3月30日，丘吉尔给伊斯梅写了一张便条，向他了解“胜利者”演习的情况。英国制定了一系列大规模演习计划，目的是在德军跨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的情况下，发现英军所存在的问题并为抵御德军入侵做准备，“胜利者”演习是其中之一。尽管英国在1940年秋进行的空战中勉强获胜，从而暂时缓解了德军入侵的威胁，但英国人仍面临着德军入侵的军事挑战。在这张便条中，丘吉尔提出了以下问题：
1.“胜利者”入侵演习中，假定的是在遭遇顽强抵抗的情况下，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两个步兵师的敌军在诺福克郡海岸登陆。这五个师经过鏖战后登陆，并在48小时结束后全部被假定为有战斗能力。
2.我推测，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的细节都是由相关参谋人员制定出来的。让我看着这些细节。例如，需要多少船只和运输工兵来运输这五个师的兵力？它们包括多少辆装甲车？有多少辆卡车，多少大炮，多少弹药，多少士兵，多少吨补给品？在最初48小时它们能推进多远？在最初12小时，假定有多少士兵和车辆已经登陆，他们所遭受损失比例是多少？最初48小时的战斗进行之际，他们的运输工具和军需船的情况怎么样？这些运输工具和军需船是已经把所运货物搬空了，还是仍然停在离海滩不远的近海处？他们的海军护航情况怎么样？此时登陆是否得到了敌军在白天出动的、占据优势地位的战斗机编队的掩护？如果此时登陆得到了掩护，那么敌军必须出动多少架战斗机才能覆盖整个登陆区域？
在第三段中，丘吉尔清楚地表明了提问的目的：
3.以上所有数据对我们今后发起的进攻将是极具价值的。如果上面提到的这些参谋人员能制定出一项计划，从而在假定德国人在英吉利海峡占据海上优势的情况下，我们能有类似数量的兵力在法国海岸登陆，并在登陆时得到我们的战斗机所提供的同样范围的掩护，那么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很明显，丘吉尔担心这一类演习所做出的假定助长了对敌军能力做出的总体说来过高的估计。如果认真看待这一估计，那么它会使英国最高指挥部感到气馁，并阻止其采取防御以外的任何方式。4月7日，布鲁克做出了答复，提供了丘吉尔想知道的数字，包括对敌军损失率的估计（跨越英吉利海峡时为10%，登陆时为5%至10%）。
几周后丘吉尔做出了答复。他一方面强调，英军在希腊登陆时的情况已经证明，实际情况要比上述假定情况困难得多，另一方面他继续提出问题。
这段插曲有怎样的意义？它展示了丘吉尔同下属打交道时所采取的方式：对他们做出假定和所持的观点不断进行提问，不是只提出一次，而是在辩论中接连重复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负责这次演习的司令官布鲁克经受住了丘吉尔的考验，他不仅没有被丘吉尔的提问所困扰，而且最终获得提升，担任英帝国总参谋长兼参谋长委员会主席。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丘吉尔可以容忍同他意见相左的人，只要他们既不愚蠢，也不对他的提问保持沉默。
丘吉尔意识到任何技术性问题所具备的更广泛的含义，他是带着这一意识进行提问的。实际上，他的战争天才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能把一些看似例行的事务和远为广泛的政策和战略问题联系在一起。
丘吉尔做出的军事判断偶尔明显优于其下属，但这并不是说情况总是如此或常常如此。确切地说，丘吉尔通过以下途径来发挥他作为战时领导人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以他从广泛的阅读和战争经历中获得的大量常识为标准，来衡量下属们做出的预测和断言。在很多情况下，他向联合策划参谋人员提出问题后，得到的答复都是他不赞同的，他会对这些答复进行深入调查。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丘吉尔向政府各部门提出的询问、调查以及质疑就如同一条毫无停歇的河流，从他的笔下（更准确地说，是从他的口中，因为他几乎全部的工作都是通过口授完成的）流出。诺曼·布鲁克从1941年至1962年一直在内阁秘书处工作，从1947年至1962年担任内阁大臣，他回忆了丘吉尔的提问所产生的效果。
丘吉尔发出的这些信息有时带着不容置辩的口气，但总是非常切题和及时。这一认识很快就在白厅的政府官员中传开了。这些信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证实了人们的这种感觉：在政府中心，现在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个人控制。涉及面极广的这条信息河流就如同探照灯的光柱，不断来回照射，并照射到政府深处——这样一来，每个人，无论他的职位多么低微，作用多么不足为道，都感到有一天光柱可能会照到他身上，并照亮他的所作所为。在白厅里面，这一影响力所产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和引人注目的……随着人们开始认识到，在一种强烈愿望指引下的一只坚定的手正在牢牢控制着方向盘，一种新的目的感和紧迫感就形成了。
丘吉尔在《世界危机》中写道：“在最高境界，真正的战略和政治是合而为一的。”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丘吉尔的职业生涯，特别是他在二战时担任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这段时期，人们就可能会发现：文职-军职关系和战略的制定是多么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它还展示了无情而明智地进行提问所具备的威力，这种提问更多是基于广泛的阅读和大量的常识，而不是基于专业知识——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才能是军事天才的基础。
丘吉尔主要的政治美德在于，他能通过反映出他本人独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言辞来打动男男女女的内心。他后来在写到1940年的情况时指出，英国人有一颗狮心，而他不过是被赋予了特权去发出怒吼声。这种过分谦虚的言辞也许并未表现出他的特性。作为一位同少数几个顾问一起坐在内阁室或桌旁的战时领导人，他有很多长处。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拥有撰写犀利的国家文件和极具洞察力的备忘录的才能。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他的领导艺术包括向军事下属提问和质疑的技巧，而这种技巧几乎没有其他人掌握。但如果所有这些技巧不是建立在一种勇气的基础上，那么它们都将毫无作用。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配上在更高层面战时领导艺术方面的种种技巧，使丘吉尔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时政治家。
2023-11-06 20:2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