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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如何处理江宁织造的巨额亏空

正文:

江宁织造官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三日病逝,他身后留下了巨额亏欠,其同时负责的江宁织造衙门亏空9万余两白银,兼任的两淮巡盐御史任上亏空23万多两白银,合计白银32万余两。据他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向康熙皇帝汇报,曹寅临死前跟他说:“无资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

经查史料,康熙五十一年江南地区物价低廉,最好的米每石只要8钱银子,当时曹寅所亏欠钱款可以购买40多万石上好大米——按照当时“一石”为现在180斤来换算的话,即为7200万斤上好大米——如按现在市场上优质大米一斤3元人民币再折算的话,也就是说,曹寅离任(病逝)时共亏欠了2.16亿元人民币。

曹寅有如此巨额亏欠,康熙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

一是康熙皇帝同意曹寅的大舅子李煦的请求,即替妹夫曹寅(已故)担任下一任两淮巡盐御史,干满一年,将代理盐政任上的经营利润除了缴纳国库指标外,多余部分用来为曹寅补缴亏欠。康熙皇帝在奏折上批示同意李煦的提议,同时告诫他要说话算话,“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

二是对曹寅不治罪,反而赞赏。如曹寅儿子曹颙所说“故父(曹寅)名节得荷矜全”。康熙皇帝一锤定音,给曹寅一个盖棺论定:“曹寅在织造任上,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且自督抚以至百姓,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不仅充分肯定曹寅的业绩,而且让他的儿子曹颙继续担任江宁织造官。

康熙皇帝亲切接见了曹颙,让他回去重新将康熙南巡期间驻跸江宁织造府时,曹寅为迎驾所费工程款再细细核算一遍,看还有什么遗漏未报的,再补充报销。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还给了曹颙一个“大皮夹子”——3万两白银,让他将曹家向私人借的一些借款还了,所欠公款无需曹家费心补还,由两淮巡盐账上拨还。

那么,康熙皇帝对亏欠了巨额公款的曹家为何如此容忍呢?

首先是因为康熙皇帝与曹家关系极其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曹寅的父亲曹玺作为内务府包衣(全称是“包衣阿哈”,在满语中即家奴的意思),在康熙皇帝出生之前就是皇宫侍卫,深得皇室信任。康熙皇帝出生后,曹寅的母亲孙氏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保姆,这使得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曹寅比康熙皇帝小4岁,16岁时就在康熙身边伴读当差。有了这些原因,康熙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曹家格外厚爱,从康熙二年(1663)起,曹家三代四人曹玺、曹寅及其儿子曹颙、曹頫先后担任内务府的江宁织造官。并且,曹寅还与大舅子李煦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开始轮管国家重点税收之一的两淮盐务,十年之中四任巡盐御史。康熙皇帝六次巡视江南,曹寅五次承办接驾大典(四次在江宁接驾,一次在扬州接驾),所受到的信任与器重远远超过地方督抚。

据《清稗类钞》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时,康熙皇帝从杭州回程江宁,驻跸曹家,年将五十的康熙皇帝见到曹寅的母亲——那位从小抱他、照顾他的“嬷嬷”时,感慨万端地说:“此吾家老人也!”还亲自写了“萱瑞堂”匾额赠送给“嬷嬷”。

所以,康熙皇帝同曹寅,虽然最主要的是君臣、主仆关系,但其中也有类似亲人的“家人感情”。

其次,曹寅无论是在苏州织造、江宁织造,还是两淮巡盐御史位置上,都曾肩负着很多与本职岗位毫不相干的任务。江宁织造说来是内务府的一个外派机构,负责织办皇宫和官用的绸缎布匹,实际上,它更多地承担了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以及充任皇帝在江南地区的耳目,随时随地地将南方的各类信息以密奏的形式报告皇帝。当时正是清王朝蓬勃向上发展时期,但也暴露出了很多矛盾,作为历史上有为君主的康熙皇帝更是极其关注经济、文化都很发达而被清政府较迟占领的江南地区,他必须有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安插在这里。一个从小就跟他关系密切,而且经过忠诚考验,能力也很强的曹氏家人,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个角色。曹氏三代人尤其是曹寅,不仅与康熙皇帝是同龄人,甚至是叼一个奶头长大,在一起读书,文武兼备,青年时期就深得康熙皇帝信赖和赏识,兼之曹寅文化造诣很深,喜好文艺、爱好藏书,又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与多才多艺的康熙皇帝有共同语言,如此一来,曹寅的角色就不止是“眼线”了,甚至可以说,他成了康熙皇帝处理江南事务的一个“助手”。

史料也充分证明,曹寅在世时对江南地区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都有重要影响。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曹寅是康熙设在江南地区的“统战”负责人。

再次,曹寅亏欠的巨款,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他贪为己有。无论是五次承办南巡迎驾大典,还是做江南广大地区的“统战工作”,或者完成一些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员甚至朝中权贵们交办的额外差使,明的暗的,这些都需要花费大笔银子。

经请示康熙皇帝,曹寅曾在江宁织造府署修整西花园,工程颇大,耗资不少,据故宫博物院一件明清档案显示:“曹寅在西花园修建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项工程,共用银十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七两九钱七厘……依照修建工程核算,实际用银多出八百六十六两余。再,修建房屋、亭子、船只、雨搭、帘子等项,又用银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余。”——光一个西花园的工程就花费了大约19.5万两银子,由此类推,五次承办迎驾大典的开销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对于这些,精明过人的康熙皇帝当然一清二楚,所以他让曹寅和李煦轮任“两淮巡盐御史”这个肥缺,希望他们能慢慢堵上亏欠“漏洞”。据李煦自己汇报,两淮盐务扣除应缴国家税收外,一年的纯收入通常为55万—56万两银子。康熙五十二年(1713)两淮盐务的实际纯收入为58.6万两。其实,两淮盐务的实际年纯收入还有不小的空间。

有个历史细节不容忽视。康熙五十三年(1714)八月,康熙皇帝曾对心腹大臣说:“两淮盐课原疏内,止令曹寅、李煦管理十年,今十年已满,曹寅、李煦逐年亏欠钱粮,共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这是康熙皇帝的心中实数。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之前两江总督噶礼曾经密奏康熙皇帝,“欲参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噶礼既然敢在奏折中向皇帝说出这个亏欠数字,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康熙皇帝不许他公开参劾曹寅、李煦,于是两人亏欠300万两银子的说法不了了之。如上所述,曹寅去世后,康熙皇帝认定曹寅与李煦管理两淮盐务十年间的亏空为180万两,皇帝金口玉言,再说皇权家天下,皇帝说多少就是多少。

康熙皇帝是个极其睿智的“明君”,他将曹寅、李煦的十年盐务亏欠减去120万两,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最清楚,曹寅、李煦为皇帝、皇家花去的巨额银子无法列出完整账目,有些即便有个粗账,但也无法报销,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内务府在盘点旧账时自己查出来:曹寅为迎驾修整西花园的195349两银子没有给他报销!如果再细查的话,这样的账目肯定还有,但是内务府的账目实在是一笔糊涂账,这一点,康熙皇帝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说,他给曹寅、李煦“减”去120万两银子的亏欠,也不是毫无来由的。

曹寅亏欠了巨款虽然在康熙朝安然无恙,但是到了雍正六年(1728),曹寅嗣子曹頫终因经济亏空、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抄家。此后,曹家迅速败落,子孙流散。

2023-11-06 20: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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