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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惶恐，问我待会儿可不可以握住她的手。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她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整个人放松下来。
第一眼看见她是在病房的走廊里。瘦小的身子，一脸稚气，看着精神还不错，坐在新买的轮椅里。拿着个手机，认真看着什么。
对这个即将入住的科室，她没有表现出好奇。她的父母站在旁边，一看就知道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穿着朴素，但还算利落，拎着大包小包的，正在护士站办住院手续。
护士带她和她母亲去病房后，我带她父亲到办公室了解病情。还没聊多久，护士气呼呼地跑过来说，小姑娘嫌病房的条件差，坚决不肯住院，她母亲推着轮椅，紧跟在后面。
在这座东部沿海的三线城市，我们医院的等级和规模算得上数一数二了，医院有好几栋新的住院大楼，可我们科病房的年纪估计比我奶奶都大了。这几排老平房原先还是日本鬼子在的时候造的，据说那时候是个疗养院。
因为是市历史文物建筑，所以不能拆，病房条件确实不大好，在我们这个级别的医院里，已经不多见了。
还没等我说话，小姑娘就用方言和她父亲抱怨。我没能完全听懂，可加上护士之前的话，也大概明白她的意思。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当然喜欢干净整洁的环境，住多了大医院的新病房，难免对我们这里陈旧的老房子心生不满。
好不容易和她父亲一起将她哄好，再让她母亲送她回病房去。她的父亲满脸抱歉和无奈，告诉我孩子不知道病情，希望我理解。
从医八九个年头，我早已习惯各式各样的病人，自然不会在乎这点小事。更何况像现在的社会环境，我们这种职业爹不疼娘不爱的，只能算高级点的服务员。作为一个服务员，总还是有点服务员该有的职业素养。
不过，对于她不知道自己病情这点，我不是很认可。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还能上网的大学生，她了解的应该比她父母要多。我想，她或许只是对父母和护士演戏罢了。我对她父亲无所谓地笑笑，继续了解病情。
她得的是一种比较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脊髓星形细胞瘤，WHOⅢ级，恶性程度很高。脊髓髓内肿瘤的发病率本来就很低，大约只占颅内肿瘤的1%。
而在髓内肿瘤中，像她这种高级别的星形细胞瘤只占7.5%左右。基本上是所有髓内肿瘤中预后最差的，患者术后平均生存期只有16.2个月左右。偏偏得这种病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发病年龄多在18——28岁。
差不多一年前，因为双下肢肌力进行性下降直到完全丧失，她到浙医一院查出了这个病，并做了手术。手术后，恢复得还不错，能独立行走了。
可两个月前，她的双腿再次出现肌力下降，复查后提示肿瘤复发。由于病情进展迅速，很快再次出现了截瘫。
原来的手术医生考虑再次手术风险太大，建议保守治疗。说是保守治疗，其实就是没办法治了。父母不死心，带着资料跑了很多大医院，去了国内相关专科最好的上海华山医院，结果都是一样。
因为肿瘤逐渐增大压迫到神经，女孩感到疼痛，且日益加重，待在家肯定不行。凭着老乡关系，她父亲托人找到骨科一位同事，介绍来我们科治疗，其实主要就是止痛。让她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不要那么痛苦。
入院第二天早上，科室交班，夜班护士汇报说，那个女孩昨晚大发脾气，怪护士在她出现爆发痛后没有马上给她止痛。小护士也挺委屈的，因为医院对麻醉类药物的管控特别严格，之前发生过瘾君子来医院偷盗毒麻药品的事，所以平时这类药品都锁在专门的保险箱里，即用即取。
所以从病人按呼叫铃通知护士、护士看后通知值班医生，再到医生观察病人病情、明确疼痛性质及程度、判断处理方式，开出相对应的止痛药及合适的药量，下达医嘱，最后护士执行，整个过程少说也要几分钟时间。当然我知道她身上的疼痛如此难熬，几分钟是何等漫长。
查房的时候，我和她解释了昨晚的事情，希望她体谅。她洒脱地摆摆手说没事，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
可能是因为年纪相仿，过不了几天，她和科里的护士差不多都熟了，我也对她家的情况有了些了解。
她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父亲在老家的小镇上做点小生意。本来日子还算过得去，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他们家的正常生活。如今，父亲还在外面挣医药费，母亲在医院照顾她。我每天过去查房的时候，都能看到她母亲静静地守在床边。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去病房里查房，看到七八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女孩，围坐在她的病床边，有的和她聊天，有的给她削水果，有的在和她父母说话，还有几个腼腆地坐着。听说他们是她的同学，过来看她，她和同学们有说有笑，显得很开心。
等我查完房处理好医嘱，她的几个同学来找我，说打算在校园里给她搞个募捐活动，顺带申请学校补助，让我帮忙写下病情介绍和诊断证明，我答应了。
病情慢慢进展，疼痛慢慢加重，止痛药由一阶梯到二阶梯到三阶梯，由按需给药到规律服用，但每天还是有很多时间处在剧痛中。
更严重的是，她的视力下降，终于有一天，失明了，无法再看手机，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躺着。能够带给她时间观念的，只有食堂阿姨过来送餐的吆喝声。
由于需要长期使用甘露醇，而这种药对静脉的影响比较大，我们建议给她留置深静脉置管。考虑PICC的费用较高，而且估计病人的生存时间有限，商量了后决定给她留置颈内静脉置管。我们临床医生是没有这个资质的，需要请麻醉科帮忙。
医院规定必须在手术室完成操作。考虑她情况特殊，我查完房亲自推她的病床去手术室。路上她不停地问操作的具体过程，问我会不会很痛，睁着她那已看不见东西的大眼睛，满脸的紧张和忧虑。我告诉她只是个小穿刺，安慰她不用紧张，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一直没有舒展的眉头还是暴露了她的担心。
得知家属不能进手术室后，她很惶恐，问我待会儿可不可以握住她的手。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她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整个人放松下来。
置管过程很顺利，一共也就十五分钟左右。其间她没话找话一直和我说话，穿插着过一会儿就问“好了没有”“什么时候结束”。我用我能做到的最大温柔，放松语气陪她说话，安慰她，紧紧握住她的小手，希望能给她些许慰藉，尽管我不止一次感受到麻醉科医生瞟我的奇怪眼神。
都说拥抱能给人极大的安慰，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有想拥抱她的冲动，可惜我不能，无菌操作不允许我这么做。
操作完成，准备出手术室的时候，我们松开了紧握的手。看着窗外的雾霾天空，我的内心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病情继续进展，渐渐地，她的耳朵听不见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一只手臂肌力也逐渐下降，直到肌力为零、感觉消失。但她还清醒着，痛的时候会呻吟，用她唯一能动的右手摸到随时守候在身边的母亲，示意自己痛了，让她去喊医生护士，然后打针，再然后继续安静地躺着。
医生护士每天上班下班，隔壁的病人走了来了，这些都和她没有关系。她基本上不吃东西，大便几乎没有，小便是留置导尿，和她的生活相关的，只剩下不离不弃的疼痛。
慢慢地，吞咽功能受到影响，她连止痛药也吃不了了，连喝水都不行。她的神志开始不清，对疼痛的感觉也越来越模糊，于是大部分时间，她就这么躺着，静静地躺着。
没多久，新的问题又来了。她开始出现阵发性癫痫发作，起初只是每天偶尔一两次小发作，渐渐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考虑颅内转移引起的继发性癫痫发作，于是给了“德巴金”静脉泵维持，可也只是控制了一段时间，抽搐症状还是会不分昼夜地出现，只能临时再用药。
这段时间，她父亲开始频繁地和我提起安乐死，哪怕我反复告诉他这是法律不允许的。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是因为舍不得钱，也不是因为累了或者厌倦了，只是希望女儿能少受点痛苦。对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说，提出这个想法远没有看上去那样轻松。
算上两年实习，我在临床上摸爬滚打八九年了，而且又是在这种特殊科室，早就见多了生命的逝去。年轻的、年长的、有钱的、没钱的、突发的、意料中的，说句不好听的，手上至少也有几十甚至上百条人命了。
出于不同想法，很多家属和我提出给病人安乐死的要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安乐死在我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此外，在伦理道德上也很难认同安乐死，我坚信没有人有资格夺去他人有且只有一次的生命。
这一次，我动摇了。看着病床上那个瘦小的身体，承受着本不应该是她这个年纪应该承受的剧痛，我希望她痛苦而没有意义的生命可以早点结束，甚至一度考虑过怎样在不那么明显的情况下，让她平静地离去。
可我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她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不应由我决定。我放弃了。
一天，她父亲找到我，说打算出院回卫生院，那里离家近，万一有什么病情变化还来得及回家。我理解，农村有风俗，必须得留最后一口气到家。
办好出院手续，和她父亲交代好出院的注意事项，在她准备要离院的时候，我去其他科室会诊去了，不想目睹她被抬出病房的场面。
一个多月后，女孩的父亲再次来到医院找我，我正在出门诊。下午的门诊相对清闲，诊室里没什么病人。这一次，他特地来告诉我女孩已经去世的消息，感谢我几个月来的照顾，语气还算平静。
礼貌地和他说了句节哀，我送他离去，心里的悲伤才缓慢地荡漾开来，我的手上仿佛还残留着她在手术室里握着的温度。
2023-11-06 18:2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