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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小人两分明

正文:

元丰、元佑前后,朝政变化频繁,官场中人随机而变的也不少,此后大权独揽的太师蔡京,就是一个善变的角色。

蔡京原是依附蔡确的,元丰末,司马光执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 臣僚们普遍担心过于急迫,唯有蔡京如约,在他的辖区内全部复雇役为差役,无一例外。他去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喜,司马光果然喜出望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绍圣初年,章惇执政,他想将差役法全部恢复为雇役法,设立机构讨论,却一直定不下来。蔡京又站出来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章惇欣然同意,就按元佑前的去做,改行雇役法。

对于差役与雇役的取舍,蔡京根本不考虑法的本身是否可行、法的实施效果是否利国利民,全然取决于宰相意愿。司马光在章惇为相之时早已去世,支持司马光的宣仁太后也已归天。“取熙宁成法施行”,当然就“何以讲为”了,还讨论什么?

《宋史》因此评说:“差雇两法,光、惇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那个时候,也有与蔡京全然不同做派的人,例如范纯仁。

范纯仁曾上疏宋神宗评说“新法”,称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提醒神宗“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生怕王安石不知道,此后又将这些意见“尽录申中书”,致使“安石大怒,乞加重贬”。他也与其他“言者”即对“新法”提出非议的老臣一样被贬出朝廷。

哲宗即位,太后听政,司马光为相,“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范纯仁未必全然赞同,归纳起来有几条:其一,对于熙宁、元丰法度,不必尽改,“去其太甚者可也”;其二,关于“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或“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不要急着在几天之内搞定;其三,多听大家的意见,“不必谋自己出”,还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后面一句,说的正是蔡京之类。司马光听不进去,且“持之益竖”。于是范纯仁又说:“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

范纯仁的行事格调,与蔡京明显不同,他不取悦于人“以速富贵”,胸有定识不走极端。对于元丰、元佑的是是非非,此处暂且不论,此二者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小人趋利。蔡京刻意取悦于人,全是冲着这个“利”字去的。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已成执政而且大权独揽的蔡京立309人的元佑党籍碑于端礼门,司马光与章惇以及范纯仁均在其内。司马光是为首的,暂且不去说他,章惇与范纯仁之进元佑党籍碑,却是很有些不通。

章惇在哲宗亲政后为相,打击“元佑旧臣”很卖力,死去的、活着的几乎都未曾放过,怎么也莫名其妙地进了元佑党籍碑?因为哲宗去世时,章惇不赞成立徽宗为帝而遭到徽宗忌恨,仅凭这一条,蔡京也要将章惇刻上元佑党籍碑了,理由是“为臣不忠”。

范纯仁去世时,宋徽宗曾为其墓题写“世济忠直之碑”,将范纯仁列入元佑党籍碑,又置宋徽宗题写之碑于何地?或许是宋徽宗那时忙于嬉戏享乐,懒得管这些“破事”了,正好让蔡京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范仲淹的另外两个儿子范纯礼与范纯粹,也都在那碑上刻着呢!

小人得志,就会另有一副嘴脸的,不信你瞧蔡京。

2023-11-06 20: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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