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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

正文:

大清乾隆十三年(1748),桐城张廷玉这位毕生精明、谨慎低调的两朝元老,已经七十七岁了,正所谓风烛残年。

张廷玉致仕一事,本已尘埃落定,不意风飙突变,刹那间换了一个谁也未曾料到的结局。原因是鬼使神差,张氏居然哭哭啼啼地去找皇上,免冠叩首,乞求皇上给他一个公开承诺:虽然退休,配享的待遇不会取消。

高宗很生气,配享是我爸的遗命,我这天字第一号大孝子,当然惟父命是从,但这是我个人的主动选择,别人拿这说事,就是要挟我!生气归生气,一时还真没什么借口可以拒绝张氏的无理要求,千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忍了。弘历明发上谕,昭告天下,张廷玉配享坚持不动摇。但随后张氏一个无心之失,给了高宗泄愤的绝佳机会,剧情陡然翻转。

在张廷玉拿到弘历批准致仕的公开声明的第二天,如此空前绝后的恩宠,照例当亲自入宫道谢。蹊跷的是,张氏居然没来,只让儿子张若澄代表自己进宫。更蹊跷的是,下一天一大早,张廷玉自己又巴巴儿地来谢恩了。这下,憋了一肚子火的高宗发飙了!他下了一道冗长的上谕,公开怒斥张氏,并严厉指责泄密与结党:

昨天朕让军机大臣拟旨时,值班的是傅恒和汪由敦(张廷玉的门生),当时汪由敦就跪求朕开恩,希望给张氏留点颜面,因为一旦公开发布上谕,张廷玉就身败名裂了。为了老师,学生舍命相救,“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再看今天一大早张廷玉就来了,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就放过他一回。但汪由敦作为军机大臣,居然“顾师生而不顾公义”,着革去其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留尚书任赎罪,以观后效。

汪由敦真给张廷玉通风报信了吗?笔者以为,这一可能可以排除。事实上,高宗自己也不相信,只是以假乱真,拿这个借口收拾张氏。

先从汪由敦的角度分析。他并没为张廷玉辩解,只是希望弘历手下留情,不要公开斥责而已。汪由敦斗胆在盛怒的皇帝面前劝谏,在清朝是了不得的大事,尤其作为汉人,公然违抗圣意,为老师说话,简直是主动往朋党的火坑跳。高宗说得很清楚,这是“舍身相为”,不要命的举动,已经是极限了。

再来分析高宗的反应。对汪由敦的处罚并不重,事实上,3个月后,汪就官复原职了。这只能说明,高宗根本不相信汪泄过密。

张廷玉当然得赶紧解释,但可想而知,越抹越黑,弘历又颁布了非常严厉的谕旨。

谎言需要谎言来支撑,一连串的谎言,难免露出马脚。为了淡化汪氏所谓泄密之罪,高宗一方面说,当天值班的军机大臣只有傅恒、汪由敦两人,傅恒不会泄密,那只能是汪氏。另一方面,又为汪氏开脱,不排除“万有一分”的可能,汪是清白的,那就一定是军机处的中层办公人员通风报信。

说到这里,马脚终于露了出来。泄密一案,关系重大。如弘历所言,军机处的“卧底”尚无法确认,那当务之急,不应当是揪出这个人吗?有趣的是,高宗一方面表示,“若降旨革职严讯,未有不水落石出者”,却又惺惺作态,说“朕自即位以来,即假借包容张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兴大狱”,决定不予追究。“大狱”两字值得特别注意,这告诉我们,在弘历的心目中,真要发生泄密,会是什么后果。

更有趣的是接下来的一句:“然若迫于不得不办,则朕非可朦混了事者。”“迫于不得不办”,什么意思?这是赤裸裸地威胁张氏这位两朝元老,再不乖乖认罪,别怪朕真不客气了!

对张廷玉做了这样的告诫,接下来高宗就把火力完全集中到在他看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张氏,以保护他非常赏识、即将重用的汪由敦。

耐人寻味的是,高宗没有接下来给配享的是非下个结论,话锋一转,谈起了张氏退休后,空出的内阁大学士谁来填补的问题。弘历曾刻意摆出尊重老臣的架势,征求张廷玉的意见,张氏当然深谙其道,知道高宗准备起用汪由敦——就在上个月,汪氏署理(即代理)协办大学士,很明显,要接张氏的班——于是提名汪由敦,这是迎合皇上,给主子的决定锦上添花,还可以做个顺水人情——汪是张的门生,张当然乐见其成,但不代表提名的主要考量是私心,弘历的为君之道,他清楚得很。没想到,局势陡变,反而授君以柄,现在成了结党的罪状。

弘历一口断定,张廷玉推荐汪由敦,是为了退休后留下代理人,是为了个人利益假公济私、牺牲朝廷利益的朋党行径。

最后,总结陈词:朋党绝不姑息!大清朝乾纲独揽,事无大小,皆出朕衷独断。张廷玉推荐汪由敦,不是爱他,而是害他!所以朕才将汪氏革了职。到了这份上,张廷玉再不敢辩解,只有认罪了。

但高宗重申,“张廷玉忍于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除了革去伯爵,将来仍准配享。

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更为严厉的一份上谕颁布了。事情的起因,是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意外于三月去世,而张廷玉却仍拟按计划于四月返乡。这又让高宗抓到了把柄。结果可想而知,张氏的配享资格终于被剥夺了。

乾隆二十年(1755),张廷玉寿终正寝。但他的死,也没能逃过成为弘历政治道具的命运——高宗宣布,既往不咎,仍准其配享太庙,给这出悲喜剧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什么高宗要亲自导演如此轰轰烈烈、波澜起伏的一幕?他对张廷玉,真有那么厌恶吗?

有一种说法,乾隆初年张廷玉、鄂尔泰各自结党,相互攻击,弘历对张氏的处置,是打击朋党的一个重要步骤。张廷玉与鄂尔泰互相不服,暗中较劲则有之——这本身也是高宗有意挑唆的结果。既然较劲,身边免不了有一二趋炎附势、送上门的走狗。但这只是范围有限的意气之争,离结党专权营私,还远着呢。

两人之所以得到世宗宠信,正是因为经过了长期考察,胤禛明白,这是两个老于世故,深明“君臣大义”,在皇上面前毕恭毕敬,唯皇上欢心是讨,他皆在所不恤的奴才。所谓乾隆初形成张、鄂党争的说法,小看了世宗的判断力和年轻的高宗对朋党的敏感与铁腕。

实际上,这只是弘历为了搞臭他们强加的罪名。高宗故意捕风捉影,拿暧昧的小事做文章,以朋党为名,收拾鄂尔泰、张廷玉,是为了杀鸡儆猴,敲打、警告众臣,千万不要心存幻想,产生犯错误的念头。张氏举荐汪由敦,本是出于迎合,兼之可得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没想到,这犯了高宗的大忌。汪由敦出任大学士,要感激的人,只能有一个。再大的官,再得圣眷,都不要有幻觉,以为有机会做权臣。

另一方面,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弘历最忧虑的,是汉人不和大清一条心,为此杯弓蛇影,极尽猜忌之能事。汉臣要求致仕,就有不合作的嫌疑。而身为汉官领袖的张廷玉,没有做出表率,坚决要求死而后已——皇帝主动照顾衰朽大臣、准予退休是一回事,大臣自己如何表态,是另一回事。

高宗最担心的,是汉人之异动,最害怕的,是汉族士大夫因此挑战乃祖玄烨塑造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之神话——即便没有诉诸行动,只是内心的质疑,也足以让弘历胆战心惊。所以,他要先发制人。张廷玉哭求承诺及随后谢恩不至,意外地将一个绝好的机会,主动送上了门。

2023-11-06 2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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