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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近代革命家、教育家、伦理学家。1912年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7年移居香港。蔡元培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的缔造者。
蔡元培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度过的，那是一段深居简出的生活。他在香港住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做过哪些事，甚至读些什么书？为了追寻这位在20世纪初曾领导中国文化教育转型的“学界泰斗”在香港度过的最后时光，本文作者闵捷、丁梓懿寻访了蔡元培在香港的足迹。
香港尖沙咀柯士甸道156号，一座闹中取静的居民楼。旁边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嘉诺撒圣玛利书院。居民楼门口年迈的保安、书院里的老教师、楼下小商店年轻的女店主，都不知道80年前，这里曾住着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教育家蔡元培。
化名“周子余”深居简出
据88岁的蔡元培之子蔡英多回忆，父亲1937年11月27日离开上海，29日抵达香港，在港岛皇后大道中的顺斯酒店住了几天，然后又由商务印书馆安排在跑马地摩利臣山道的崇正会馆住了一阵。当年12月29日，母亲周峻带着3个孩子来到香港，一家人于转年1月底在柯士甸道156号住了下来。
记者在柯士甸道156号看到，当年的二层小楼已变成11层高的花园大厦，仅隔着一栋楼的嘉诺撒圣玛利书院的读书声声声入耳。据蔡英多回忆，当年姐姐蔡睟盎在这所学校就读，他和哥哥蔡怀新幼时也在此短暂学习过。
蔡元培晚年在港深居简出，化名“周子余”在家养病。期间，他依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并开始自撰年谱。他还从商务印书馆借来《陆放翁全集》和《王阳明全集》，爱不释手。蔡英多回忆说，那时父亲常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时七八岁的蔡英多对书中的图片至今仍有印象。
虽然蔡元培在港非常低调，但前来拜访的人还是不少。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专家陈万雄说，访客中包括北大教授、学生、校友等，南下文人也很多。而据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蔡元培研究专家周佳荣统计，在蔡元培留港的两年多时间里，曾有三百多人前来拜访过他。
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香港中环花园道，日暮时分的圣约翰座堂，少年唱诗班正在排练。80年前，蔡元培在这里发表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之邀出席了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并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这也是他留居香港期间唯一一次公开演讲，他提到，“美术乃抗战时期之必需品”，并认为“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蔡先生发表抗战与美术之关系的演说。他依旧提倡美育，期望美育发挥其重要的社会作用，这是他眼光长远之所在。”周佳荣说。在港期间，古稀之年的蔡元培尽管身体日渐衰弱，又患足疾多年，但仍心系民族存亡，为抗战奔波操劳。他还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一首，被称为“白头人唱满江红”。歌词中写道：“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
1940年3月3日，年迈的蔡元培在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3月5日溘然长逝，享年72岁。
香江有幸埋忠骨
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墓园覆盖着半山坡。一块墨绿色的大理石墓碑格外醒目，上书“蔡孑民先生之墓”，并刻写着他的生平。
1940年3月10日，商务印书馆主持为蔡元培先生举殡。当日，全港学校和商店下半旗志哀，他的灵柩由礼顿道经加路连山道，再经波斯富街、轩尼诗道、皇后大道、薄扶林道入南华体育场公祭，市民在沿途列队目送。
“公祭时，参加者万余人，那真是荣哀。”香港着名学者、作家小思在她的《香港文学散步》一书中写道。
周佳荣教授告诉记者，20世纪40年代香港人口只有50万，万人公祭足见有何等隆重。参加公祭活动的有学校师生、政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及市民等。
香江有幸埋忠骨。蔡元培的遗体曾暂厝东华义庄，后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1978年，北京大学同学会为老校长重修了墓碑。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北大校友、乡亲以及仰慕蔡元培的海内外人士前来悼念。
2018年12月，也就是蔡元培诞辰150周年之际，蔡元培之子蔡英多、孙女蔡磊砢及众多北大校友来到蔡元培墓前，共同缅怀他们的先辈和“永远的校长”。当天下午3时，祭奠活动刚开始，天空中持续已久的阴霾忽然散开，出现一线阳光。
“祖父旧学深邃，新学广博。今天我们追思祖父的功业，缅怀先生的精神，意在发扬光大祖父的志业，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努力。”蔡磊砢如是说。
（摘自商务印书馆《香港故事——五十个独特视角讲述“百变”香港》 ）
2023-11-06 2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