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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登场是大清国官员们最为拿手的绝活，他们往往将自己作为舞台的主角，全力打造自己的完美形象，养成了浮夸、疲怠的作风。
如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东北有相当的建树。年仅二十二岁的大清国军咨大臣载涛，从欧洲回国时经过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当然，也有愤青们对此不以为然。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徐世昌到东北后，干的无非都是面子工程。
王照的评价虽然有些偏颇，却也描摹出大清国改革的一幅画卷。时人有记载道：“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为崇奉西法。”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改革，被各级官员有效地当成了道具和工具，他们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搞得锣鼓喧天、色彩烂漫。
在改革刚刚启动时，清政府监察官员（御史）选定了繁琐的官场礼仪作为下刀的对象。改革的成果似乎是显着的：以往扛着“肃静”“回避”导牌、挎着腰刀的衙役们，换成了装束精神、扛着洋枪的警察，军乐取代了敲锣。官员们在日理万机之暇，也还能心系群众，设立了“告期”（接待日）。不仅接见群众要定日子，接见下属也同样要有“衙期”.至于告期、衙期之外，官员们都在忙些什么，那自然是大清国的国家机密，与平头百姓没啥关系。
在珍稀的告期、衙期到来之时，衙役们却忙于包装，以凸显官员的威严，“于是百姓视州县为神圣，属官视长官如帝大”,而升堂问案的实际时间就更少了。在衙门持久的自我雄起的包装下，贵州苗人甚至将所有的官员一律尊称为“皇帝”,而把北京城的皇帝称为“京中老皇帝”.
追求更大、更牛的官场排场，其造成的危害是“疾苦无所周知，利弊无以上达”.御史吴钫指出，改革的目的，无非就是让国民担当起国家的重任，而这就必须“先使国民有爱国亲上之热诚”,只有将那些陋习“革除尽净”,才能使民情上达，改革才能有效。
当时，已经走向世界的大清国，对西方的情势并不是一无所知。几乎每一个出访西方的代表团，都会注意到西方国家的一些状况。大清国那些饱读诗书的使者，都会因此联想到书本中所描绘的，上古淳朴社会中天子“下车泣罪”“止辇受言”的古老故事。
戒除官气，不仅是监察官员们的呼声，也是那些掌握实权的改革派官员们的呼声，比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古之言治者，曰亲民，曰忘势”,其实，忘却自己的威势，正是亲民的基础，但要“忘势”,仅仅依靠官员们的自觉显然是不够的。
在各级官员们扯着改革的大旗使劲为自己包装造势的同时，大清国的官场主流并没有任何改变。送礼传统不仅在改革中被保持下来，而且得到了发扬光大：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送给上司夫人的“妆敬”、送给上司孩子的“文敬”,都随着改革而深入，从土货升级到西洋的奢侈品，从银子升级到美元、英镑。
这期间，最有创造性的人，当数盛宣怀。1908年，这位在官商两道都极有能量的大腕儿，积极谋划在辖下的各官办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留出一定的股份，作为“内府公股”,送给皇室。给皇家送干股，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观念下，十之八九要被斥为居心叵测。而如今就看谁的思想更为开化、步子更为大胆，所以臣子自然要体谅当权者的苦衷而主动投怀送抱。大清国的经济改革，其中相当闪光的就是股份制改造，国有与私有的政策不断左右摇摆，而每一次摇摆，都是股份的整合与重组。权力资本在其中“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886年，盛宣怀刚刚接管轮船招商局时，户部在拒绝李鸿章提出的为轮船招商局的漕运加价的请求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的好处，上不在国，下不在商，而全在这些中饱私囊的官绅身上。
在庞大的官僚体制过滤下，大清国的改革被不断地异化变形，“清理财政而漏危愈大，编练新军而哗兵愈众，改轻刑律而断狱愈多，事事有尽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至于演技已经炉火纯青的官员们，虽然被贵州苗人尊称为“皇帝”,但苗人私下里却将其称为“蒙”;无独有偶，粤西的瑶人则称官府为“瞎”.一“蒙”一“瞎”,似乎倒也形容得一针见血。
2023-11-06 20:3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