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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示范了“生命如何在至暗时刻怒放”

正文:

龚自珍的人生是坎坷的、跌跌撞撞的。

在科考做官的道路上,龚自珍极不顺利。就缺少考试运来说,龚自珍在科举历史上都可以名列前茅。父母、妻子、前辈、朋友们的期望,一次次地落空,但龚自珍还是锲而不舍地考了半辈子,可想而知他内心的“压力山大”。人们期望他不要做才子、做名士,而要做名臣、做学者,他也期许自己是能为中国变法的王安石,但他一辈子只能窝在部委里做一个公务员。虽然有贤良大臣们征询他关于改革的意见,但他在官场上一直是受排挤的、受打压的。

了解龚自珍的人会承认他的才学和思想,会感叹他的怀才不遇,但在官场人眼里,龚自珍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书生,是一个刺儿头,是一个为性格所左右、其性格即失意命运的怪人。他在官场熬了半辈子,也学会了一些应酬,学会了一些无聊,在玩物中丧志,消磨时光和精神。用现在的话说,他也一度变成了“油腻的中年男”。但快到五十知命之年的时候,他的职场生涯遭遇到危机:因为官场潜规则的缘故,他居然被罚俸一年;而因为官场回避规则的关系,叔父做了他的上司后,他必须自动引退;没有了薪水,工作单位没有着落,生计紧张,再加上流言蜚语,让他左右为难,心力交瘁。可以说,己亥年之前的一年,是龚自珍极为狼狈、沮丧和内心绝望的一年。龚自珍诉说过自己欲哭无泪的至暗时刻,“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在官场潜规则里,他付出的大半生是无足论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用现在的话说,他大半生既没混到社会地位,也没获得财务自由;他奋斗了二三十年,回到了当初几乎一无所有的原点。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旦想通了,离开京城,龚自珍的心态便发生了变化。他释放大半生的压抑,毕其功于一役,“几人怒马出长安”。怒者,奴心也。只有怒,才能从房奴、钱奴、官奴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从北到南作逍遥游。

英国诗人奥登介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类似的行为时说:“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穆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龚自珍的出走和南游南归就是对自己的交代,他的成果中就有《己亥杂诗》,“一个庞然的大物”。

己亥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从1839年的这一天开始,龚自珍离开京城,回到杭州、昆山,再北上,再回昆山。他走走停停,一路上饭局、艳遇不断,一路上话题、诗词、文字不断,灵感喷发。

直到今天的流言蜚语仍以为龚自珍的出走是狼狈的、逃难式的;这些流言蜚语并不知道,一个人一旦决绝地跟自己前半生因循的生活撕裂,虽然有脱胎换骨的阵痛和难堪,但更多的是海阔天空的“作新斯人”。

十年前我从大理回到北京的时候,不止一个年轻朋友问我,怎么能从单位、家庭生活中拔出来呢?一个朋友停薪一年到武当山生活,一个年轻人辞职到西南地区旅游半年,他们回到京城的时候,都由衷地感慨,自由跟财务多少、功名大小无关。龚自珍在他的时代已经为我们示范过了。很多人读过他的《己亥杂诗》,但很少有人理解龚自珍这一年的内心自由。一百多年来的读书人愿意以《己亥杂诗》为基础“集龚”,因为《己亥杂诗》里有最为自由酣畅的精神。当代流行语“再不任性,就变老了”只是一种戏说,但冲破罗网、求得自由是人同此心的追求。

回到自己,表达自己

里尔克、龚自珍们示范的方法就在于回到自己,表达自己。是的,如果生活有苦,如果生活无望,如果你怀才不遇,你把它们写下来,这就够了。尽管我们为活着所苦,我们易受诱惑,我们犯下罪错,但无论如何,这世上还有“我的朋友”,他是世上某处总还存在的一位高人和圣者,他是全知的心灵和畏悯的眼睛,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么真理在地上就还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传到我们这里来,像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这个“我的朋友”,这个高人和圣者,其实是我们自己。

是的,龚自珍等来了“我的朋友”,就是己亥年的自己。他在己亥年的心思诗语不仅是自由的表达,是性情的写作,也是他的“天鹅之歌”,是临终的眼和全知的心灵。《己亥杂诗》是一部在省思时仍在犯业、犯业后及时忏过的自白书或忏悔录,是一部积郁于胸、呼唤“九州生气”的宣言书,又是一种充分实现自我的方便法门。

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龚自珍在己亥年的行旅,一举实现了人生的逆袭。一生的怀才不遇、挫折,中老年生活的崩溃、绝望,突然因为回首往事和立此存照而得到了安顿和至高的意义。有人认为,在中国干支纪年的六十个年号里,甲子年、甲申年、戊戌年、辛亥年、辛丑年等都有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含义,但龚自珍是唯一的把己亥年变成自己专属年号的历史文化人物。

2023-11-06 20: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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