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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8日，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从8月17日至10月9日担任首相，总计54天，是日本历史上最短命的内阁）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当有记者提出“天皇是否也是战犯”时，这位首相明确提出“天皇陛下并非责任人，战争只是依据侧近之部分军人而计划实行”。显然，这番说辞并不能说服众人，毕竟《大日本帝国宪法》早就规定天皇有开战与停战的权限。日本国民之所以停战也是由于听到天皇的诏书，那么开战的责任理应由天皇承担。
不过，美国人为了掌控日本，暗自思索着如何为天皇开脱。这时候，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重要谋士邦纳·费勒斯准将就显露出自己的作用。早在1943年11月，作为情报协调局的后身——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的宣传专家，费勒斯就来到菲律宾，专门从事对日宣传工作。在他的帮助下，麦克阿瑟的军队对日军俘虏采用了崭新的教育模式：天皇热爱和平，但军国主义分子背叛了天皇，为了一己私利发动战争，只有帮助美国把日本军部打倒，才能保全天皇。这种“清君侧”思维与很多日本中下层士兵的想法非常贴合，促使很多日军俘虏转而协助美军，使美军顺利获得相关军事情报，终结二战。
1945年10月2日，已经抵达日本的费勒斯给麦克阿瑟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太平洋战争开战诏书“显示出天皇无可免除的责任”，但同时也提到日本“大众对裕仁有着异乎寻常的敬爱之心”，而且天皇的停战诏书“让数万乃至数十万的美国人免于死伤，让战争比预定更早结束”。如果现在就让裕仁作为战犯接受审判，日本的“统治机构有可能崩溃，全国性动乱也在所难免”，这将大量牵扯驻日美军的精力。
在美国的支持下，1945年11月5日，日本第四任首相（战后第二任）币原喜重郎针对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颁布决议，称天皇“轸念于对美谈判之中和平妥协”，“开战决定乃至完成作战计划等事项均遵从宪法运用上的惯例，因而无法推翻大本营、政府所定下的决定”。很明显，这份提案已经开始偏重于“宪法运用上的惯例”，亦即按照美国人所能理解的口吻来探讨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经过周密准备，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向美国陆军发送了有关天皇的长篇绝密电文：“如果将天皇指控为战犯，将会引起日本国民无法想象的震动，这一结果将会带来无法平息的混乱……政府各大机构将会崩溃，文化活动将会停止，混沌无秩序将会继续恶化，山区将会出现游击战……在我看来，如果近代以来导入民主主义的希望逐步消失，国民必然会分裂，也必然会有坚持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势政府产生。”
随着二战的结束，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美国也对自身在东亚的利益有所担忧。这一时期，盟军大量成员国也提出“审判裕仁”的要求，除去中国明确将“日皇裕仁”列为起诉对象外，澳大利亚也因战争期间多次受到日军袭击而对指控天皇持积极态度。为了保证战后改革顺利进行，麦克阿瑟不得不用长篇电文表明自身态度，最终获得认可。美国政府随即联络英国、法国、苏联等，以各种方式确保盟军各国不再对天皇提出诉讼请求。
一方面要说服其他盟军成员国，另一方面麦克阿瑟也派遣费勒斯设法让日本人“出力”。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费勒斯私下对四十多名日本高官进行“传唤”，并指导各相关人士统一口径，共同帮助天皇逃脱审判。费勒斯最着名的对话发生在1946年3月6日，原首相米内光政来到驻日美军总部。面对这位美军颇为器重且十分敬重天皇的海军大将，费勒斯开门见山，提出希望东条英机能够作如下表态：“开战前的御前会议上，即使陛下反对与美作战，我决心已定，要强行推动战争。”米内光政表示同意，并认为对美开战责任确实应该转嫁给东条英机与岛田繁太郎（开战时的海军大臣），随即保证道：“仅就岛田而言，我确信他已经做好了承担全部责任的准备。”
米内光政作为日本海军为数不多的受到美国认可的人物，在战后一直是联络各路海军军人、庇护天皇的重要人物。不久后，原海军省改组的第二复员省开始围绕审判制定对策。他们销毁了大量战时相关文件，并以模拟法庭的形式将战前所有海军高官一一过审，让所有人统一口径，将开战的战争责任全部归于陆军，同时将各具体部队所犯下的战争罪、反人类罪归咎于当地指挥官，以求保护天皇免予起诉或减少量刑。
裕仁本人也非常努力。1946年3月18日至4月8日，他先后召集5名宫内省官僚口述自己对战争的回忆，前后累计讲了8小时，笔录整理后成为现在非常着名的裕仁回忆录《独白录》。随后，这份回忆录被翻译成英文，通过费勒斯传递给驻日美军。
在回忆录中，裕仁把自己彻底塑造成一位信仰“君临而不统治”的立宪君主，他声称自己在1929年训斥包庇刺杀张作霖事件肇事者的首相田中义一后，受到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批评，之后只要是“内阁上奏之事，即便自己持反对意见也会给予裁可”。针对1941年决策对美开战事宜，裕仁更是反复申明自己爱好和平，并不想卷入战争，但“如果当时我反对开战决定的话，国内必会有大动乱，我信赖的周围人都会被杀，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证。这还算好的，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可能进入战争，那会有比这次战争（二战）更加悲惨的事情发生，很有可能陷入无法停战的境地，日本可能会就此灭亡”。
1946年4月3日，经过一系列的运作，驻日美军最高决策机关——远东委员会（FEC）决定将不起诉日本天皇列入“谅解事项”，并同意“从战争罪起诉中删除日本天皇”。对于这个“谅解事项”，日后东京审判的审判长威廉·韦伯隐晦地在报纸上表达了不满：“（是否起诉天皇）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天皇不在审判之列的决定毫无疑问是基于所有同盟国的最佳利益而作出的。”随后，检察官团体特意在天皇的生日4月29日提请诉讼，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驻日美军作出无声的抗议。
就在大家都觉得尘埃落定之时，东京审判中的东条英机却突然“说漏了嘴”。1947年12月，辩方律师曾质询东条英机：“木户侯爵（木户幸一）是否有过反对天皇希望和平的发言呢？”东条英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据我所知，肯定没有，不仅是他，全日本国臣民都不可能反对陛下之意做什么事情，更何况是高官呢？”
这句话明显是把天皇放在了一个不利的局面上：既然无人敢违抗天皇命令，那天皇完全可以阻止战争爆发，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这就成了他应该受审的铁证。于是1948年1月，检察官约瑟夫·基南抓住机会明确质询：“你之前反复说过天皇爱好和平，但又说日本臣民不会不遵从天皇的命令，是吗？”这时的东条英机已经警觉起来，立即表示：“陛下到最后的一瞬间都在期盼着和平，这场战争的责任只在我一人，天皇陛下与其他人都没有责任。”
虽然这次“说漏嘴”让裕仁天皇乃至麦克阿瑟都非常紧张，但最终还是顺利搪塞过去，无论舆论界与史学界如何批判裕仁天皇，他继续担任天皇已经是板上钉钉。
虽然帮助裕仁躲过了战争审判，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君主，于情于理，裕仁都不可能再高坐“国家元首”之位了。
（摘自东方出版社《菊纹大和绘——日本近现代天皇简史》）
2023-11-06 20:30:06